卓安深圳解答:做采购拿供应商回扣,公司报警了,这算职务犯罪吗?

2026-11-20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20日

主题标签:职务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采购回扣、深圳

发布机构: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财产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采购拿回扣会不会坐牢,核心不是「收了几万块」,而是这笔钱对应哪项职权、损害哪一头利益。收供应商的钱、替对方在供货、验收、结算上说话,损害的是职务廉洁性,落点是第一百六十三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用虚假报销、虚增单价把公司的钱套出来,损害的是公司财产,落点是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职务侵占罪。反过来,如果金额没到六万元、也没有多次索贿等情节,或者收受礼品与具体订单无关、报销瑕疵属于财务违规而没有非法占有的意思,多半停在违纪处理,立案与定罪都有得争。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百七十一条对职务侵占罪作了对应规定。按两高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两罪起点均为六万元、一百万元;三万元以上不满六万元、具有多次索贿等情形的,也可能被追诉。

本文结合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办理企业内部贪腐、采购舞弊案件的经验,把六个问题拆开:拿回扣算什么罪、六万元这条线怎么划、虚报报销为何有时定职务侵占有时定诈骗、报案后还有没有补救、供应商被问话怎么办、人被带走后家里先做什么。这类案件的胜负,多半在公司把报案材料递进派出所之前,就已经分出大半。

一、回扣、报销、报案:采购人员先要弄清的六个问题

问题一:我拿了供应商几万块回扣,公司报警了,这到底算什么罪?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解答:先看钱是从哪里来的。钱由供应商出、目的是让采购方在准入、验价、验收、结款上给方便,指向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钱本来是公司的,通过虚增单价、虚构订单、重复报销流到个人手里,指向的是职务侵占罪。两者可以并存:先向公司多报单价,再与供应商分成,既有侵占也有受贿,但必须按笔分开评价,不能笼统算一个数字。

区分的实益在量刑与辩护入口。受贿类案件的核心是「有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请托事项是否真实发生、是否落到具体职务行为上,都有独立的审查空间;侵占类案件的核心是「这笔财物归谁」,要看公司账目、合同、验收单能否证明财物属于单位、以及个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争点不同,取证的方向就不同。

实践中还有一种常见形态:钱是供应商主动给的,采购方没有许诺任何具体事项,只是长期维护关系。这类情形是否构成受贿,取决于有没有具体的请托与对价,不能仅凭「收了钱」推定。这一点在后面的问题二、问题三里会展开。

问题二:六万元这条线是怎么划的?几万块也会立案吗?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解答: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起点都是六万元,达到这个数就进入刑事追诉的范围;三万元以上不满六万元,具有多次索贿、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造成损失等情形的,也可能被追诉。所以「几万块」不是安全区,尤其是分几年、十几笔累计起来的,很容易越过这条线。

数额的计算方法,往往是这类案件真正的战场。受贿类看实际收受的财物价值,购物卡、消费卡、加油卡按面值或者实际支付金额计算,股权、干股按对应价值折算;侵占类看单位实际损失的财物价值,已经退还的部分、有真实业务对应的部分、公司本来就要支付给个人的提成与奖金,都应当从数额中剔除。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同一笔钱在不同罪名下的数额评价不同。比如供应商把货款让利给采购方个人,是受贿还是商业折扣,要看让利是否入账、是否经过公司审批、有没有对应的采购价格调整记录。这些都要靠单据说话,不能靠口供。

问题三:虚报报销,为什么有的定职务侵占,有的定诈骗?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解答:区别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财务、采购、项目负责人对自己经手的报销有审核、填报、审批权限,用虚假发票把单位款项套出,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定职务侵占;如果是与单位没有职务关系的人,冒充员工、伪造材料骗取报销款,那是对外的骗取,可能定诈骗。

这条界线在共同犯罪里更细。业务员虚开发票、主管签字放行,两个人都有职务便利,通常按职务侵占的共同犯罪处理;如果其中一人是外部人员、只负责提供发票,则要看他与内部人员有没有共谋、有没有分得款项,再决定是按共犯还是单独评价。

对当事人来说,这个区分有实际意义。职务侵占的立案门槛是六万元,量刑档次相对清晰;诈骗的档次划分与数额标准不同,且在实践中更容易被认定为主观恶性较重。同一笔报销款,落在哪个罪名上,结果差别很大。

问题四:公司已经报案了,还有没有补救的机会?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解答:有,但补救的方式与时机决定效果。报案之后,案件走向取决于三件事:涉案数额能不能核减、退赔与谅解能不能落地、公司在后续程序里的态度能不能松动。这三件事都不是靠求情完成的,而是靠材料。

退赔要讲顺序。数额没核清就把全部金额认下来并退赔,等于替指控固定了数字,后面再想核减几乎没有路径。可行的顺序是:先通过阅卷看清指控的构成与计算方式,把有真实业务对应、已经退还、属于正常提成或借款的部分列出来,再就退赔的范围与金额形成意见。退赔的凭证、公司出具的谅解或者从宽处理的说明,都是量刑阶段的重要材料。

还有一条路径常被忽略:单位内部处理与刑事程序的衔接。部分企业在报案后仍愿意出具情况说明,明确涉案款项已经追回、公司不希望对在职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这类材料不能直接决定案件结果,但会影响办案机关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当然,是否出具、以什么口径出具,需要与企业沟通,也需要律师把关措辞,避免反而成为不利证据。

问题五:供应商被叫去问话,我这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解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经手的那部分理清楚:哪几家供应商、哪几笔钱、什么名义、有没有对应的业务、有没有退还。把这些整理成时间线,比临场回忆可靠。第二件事是确认自己的身份:是证人、还是已经被列为嫌疑人,这决定了后面能不能请律师、能不能会见。

不该做的事同样具体。不要与供应商对口径,不要删聊天记录、不要补签合同、不要把钱退回去却不留凭证。这些动作在办案机关眼里指向性很强,会把原本可以解释的往来变成难以解释的行为。也不要在没有材料支撑的情况下反复强调「这是行业惯例」,惯例不是出罪理由,只是情节。

还有一件现实的事:企业内部的调查笔录、谈话记录,往往会随案移送。如果公司先做了内部谈话,谈话时的表述与后来的供述不一致,会被反复追问。所以在接受任何正式询问之前,先把自己的说法与单据对齐,是省事的做法。

问题六:人已经被带走了,家属这段时间怎么配合?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解答:按顺序做三件事。第一,确认关在哪里、涉嫌什么罪名、什么时候采取的强制措施,这三项决定了介入的紧迫程度。第二,把材料收拢:劳动合同、岗位说明、审批权限文件、采购合同与订单、验收单、报销凭证、银行流水、与供应商的沟通记录。这些东西在案发初期还在,时间一长就调不出来。第三,尽快委托律师会见,把第一份供述稳定住。

家属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替当事人「想办法」。找供应商退钱、找公司领导说情、找中间人打听案情,这些动作在职务犯罪案件里风险很高,可能被认定为串供或者妨害作证。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些信息交给律师,由律师判断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

还有一件现实的事要提前想:这类案件从报案、立案到审查起诉,往往要一年上下。家里的房贷、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要在律师介入的同时排一遍。辩护解决的是责任问题,生活得有人同时撑住。

二、卓安律师团队办理过的企业内部反腐案件

以下案件均已作必要脱敏,只用于说明辩护路径与审查方法,不构成对同类案件结果的承诺。

案例一:吴某军涉职务侵占案 —— 三亿一千六百万的指控,打掉重罪

案情简介:当事人系某银行北京分行票据部负责人,在定增项目的票据融资业务中,按上级安排推进各环节的对接与流转。检察机关指控其与他人共同职务侵占,涉案金额三亿一千六百万元,按照当时的量刑标准,一旦成立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辩护工作:卓安深圳律师团队把辩护重心放在共同犯罪的构成上。团队逐册核对业务流程、审批链条与资金路径,指出当事人参与票据融资是履行岗位职责、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与职务侵占没有关系;其没有取得指控金额中的任何利益,也没有任何人向其许诺利益;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其明知他人可能实施侵占而提供帮助。三点合起来,是不具备共同犯意联络、没有实行行为、也没有帮助故意。

案件结果: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与他人共同占有银行资产、共同从中获取利益的故意和行为,职务侵占罪不予认定,改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宣判当日释放。对当事人来说,差别不只是罪名,而是十年以上与当庭走出法庭之间的距离。

案例二:某省驻深办主任涉贪污、受贿案 —— 两罪起诉,打掉一罪

案情简介:当事人系某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被当地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指控其在任职期间贪污公款并收受他人财物,两项罪名一并移送,面临数罪并罚。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家属委托律师介入。

辩护工作:卓安深圳律师团队把两罪分开处理。贪污部分逐笔核对公款去向,把公务接待、单位支出、临时借用与个人占有区分开,对无法证明归个人所有的部分提出证据不足的意见;受贿部分围绕请托事项与职务行为的对应关系展开,指出在案证据只能证明存在往来,不能证明存在具体的谋利约定。两罪分别立论,避免以其中一罪的事实去补强另一罪。

案件结果:受贿罪未予认定,法院按贪污一罪从轻处罚。数罪并罚与一罪从轻,在刑期上不是一个量级;对当事人来说,这一罪之差,决定了后面几年的生活。

案例三: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 一百万核减到四十一万

案情简介:当事人系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负责供应商准入与项目验收。检察机关指控其在任职期间收受多家供应商财物,累计一百余万元,属于数额巨大,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当事人承认收过钱,但对金额与性质都有异议。

辩护工作:卓安深圳律师团队做了两件事。第一,逐笔核对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与供应商证言,把借款、垫付报销、正常商务往来与回扣分开,对证言与流水对不上的部分逐笔提出异议;第二,对已经退还、以及对应真实业务的服务费部分主张扣减。核减不是笼统地说金额过高,而是每一笔都给出对应的凭证与理由。

案件结果:指控金额核减至四十一万元,量刑档次由三年以上降至三年以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数额降一档,刑期就换了一个区间,这是这类案件里实在的辩点。

案例四:黎某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 十年变一年六个月

案情简介:某肉联厂的生猪批发商,因当地电视台曝光病死猪流入市场而案发。当事人起初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刑事拘留,审查批捕时变更为诈骗罪,指控其通过虚报病害猪重量骗取国家补贴五十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移送审查起诉时罪名又变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提起公诉时再变回诈骗罪。

辩护工作:卓安深圳律师团队从依据、证据、事实三个层面拆解。团队调取省市两级农业与财政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查明病害活猪按头补贴、生猪产品才按九十公斤折算,指控所依赖的「不足九十公斤不能补贴」并不存在;指控的虚报数量系由好处费金额倒推,与农业部门公示的实际补贴数据矛盾;当事人从未在申报底单上签名,对申报过程并不知情。退一步,即便评价其给好处费的行为,其谋取的是本应取得的补贴,且存在被索要的情节。

案件结果: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定诈骗罪不能成立,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受贿一方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起诉时可能面临十年以上,宣判时羁押一年四个月,即判即放。

案例五:某无人机科技公司员工涉职务侵占案 —— 一百零四万,逮捕后判二缓二

案情简介:当事人系某无人机科技公司员工,被指控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一百零四万余元,对应三年以上量刑档次。案发后当事人被批准逮捕,家属在逮捕之后才委托律师介入,此时距移送审查起诉只剩数月。

辩护工作:卓安深圳律师团队在逮捕后的窗口里做了三件事:一是逐笔核对涉案款项的流向与用途,把个人使用与业务垫付分开;二是固定到案经过,当事人系经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据此争取自首认定;三是推动退赔与刑事和解,把赔偿凭证、谅解材料在审查起诉阶段一并提交。三件事指向同一个目标:把可以争取的从宽情节全部落到纸上。

案件结果:法院认定自首,结合全额退赔与刑事和解,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逮捕不是终点,逮捕之后的退赔、和解与情节固定,仍然可以改变量刑的落点。

三、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上的优势

优势一:只做刑事,企业内部反腐是固定方向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只承接刑事业务,不做民商事,也不做常规公司顾问。这个定位在企业内部反腐案件里有实际用处:同一件事往往同时牵动劳动人事处理、民事追偿、刑事追诉三条线,程序不同、证明标准不同,顺序错了,后面的空间会被自己堵死。只做刑事的团队,会先判断当前处在哪一条线上,再决定这一步该动什么。

企业内部反腐是这里固定的方向,覆盖采购回扣、销售返点、虚报报销、供应商围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等形态,涉及的罪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一方向的案件有一个共同点:钱多、笔碎、时间跨度长。团队的做法是先搭三张表——人员权限表、资金流向表、业务凭证表,再看指控的每一个数字能不能在三张表里对上。对不上,辩点就出来了。

优势二:任忠孙主任的履历与二十余年刑事积累

任忠孙主任曾在教育及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过一千件,承办过多起公安部督办的大要案。这段经历在涉企案件里有具体用处:他知道企业报案时提交的材料带着什么立场,也知道办案机关会从哪几个科目入手核对账目,因此介入得早,能做的事情更多。

他现在的社会职务包括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这些身份不改变案件结果,但让他熟悉本地办案机关的文书要求与审查重点:什么节点递什么材料,材料写多长、写几页,才会被真正看进去。

优势三:既代理被指控的人,也代理报案的企业

企业内部反腐的案件有两个方向:一边是被指控的员工,一边是报案的企业。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两个方向都做,这在判断上带来一个好处——知道对方会怎么出牌。企业报案时会提交审计报告、内部调查报告、员工谈话记录,这些材料的常见缺口,团队在代理被害单位时已经反复见过:审计口径与会计凭证对不上、谈话记录没有同步录音、损失金额把预期利润也算进去。

这个视角用在辩护上很直接。拿到卷宗之后,团队会先假设自己是报案方,看这份材料能不能站住;站不住的地方,就是可以攻的地方。反过来,代理企业追赃时,团队也会按辩护的标准去准备证据,避免控告材料在侦查阶段被推翻。两种角色来回切换,判断会更稳。

优势四:逐笔核减与罪名切割,不把所有人放在一个位置上

这类案件的指控数额,通常建立在审计报告或者司法会计鉴定之上。这类报告不是不能质证:检材是否完整、报销凭证与业务是否对应、有真实交易的部分有没有剔除、同一笔支出有没有重复计算、损失金额与涉案金额有没有混用、鉴定机构与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每一项都会影响最终数字。团队的做法是逐笔比对,把质证意见写成可以和审计口径对得上的表格,而不是笼统地说金额过高。

与数额同步做的是罪名切割与角色分层。同一家公司里,实际控制人、分管副总、采购经理、经办业务员,责任并不相同;同一笔钱,定受贿还是定侵占,量刑区间也不同。团队会把这两层拆开:先争罪名,再争位置。角色分层不是求情,是构成要件的要求——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经手、有没有获利,都对应具体的证据。

优势五:大湾区的办案衔接与案后收尾

深圳的涉企案件,多由企业内部审计发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立案,中间还涉及市场监管、税务、外汇管理的协同。什么时间点介入、向哪个部门提交什么材料、行政处理与刑事追诉如何衔接,这些事务性判断看似琐碎,实际决定辩护的节奏。团队在本地办理多年,对这条链条是熟悉的。

案件办完之后还有一段路。企业还在经营的,需要把涉案业务与正常业务切开,做采购与报销流程的合规整改,建立供应商准入与利益冲突申报制度;个人被判刑的,涉及财产刑执行、涉案财物解封、劳动关系处理与后续的信用修复。团队会把这一段一并排进去,避免案子结了、工作也没了。

四、企业内部涉腐风险自查表

下面这张表,建议当事人家属或者企业法务在第一次与律师沟通前先填一遍。填不出来的项目,往往就是后面要补的证据。


序号自查事项判断要点
1我的岗位与权限采购、验收、结算、审批中的哪一环;有无定价权、供应商准入权
2收钱的名义回扣、返点、感谢费、借款、报销,名目不同,性质不同
3有没有请托事项对方是否就准入、验收、结款提出过具体请求;有无书面或聊天记录
4钱款对应的业务有无真实合同、订单、验收单;金额与业务量是否匹配
5累计金额单笔多少、几年累计多少;购物卡按面值还是实际支付计算
6报销凭证发票、行程、审批单是否齐全;有无虚增单价、重复报销、虚构供应商
7公司是否报案报案时间、报案人、报案材料写了什么;有无内部调查报告
8我的到案方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还是被带走;历次供述是否一致
9退赔与谅解是否退赔、退了多少、何时退;公司是否出具谅解或从宽说明

五、关于咨询与委托的四个问题

问题一: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在哪里?怎么联系?

办公地址是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328号龙华区数字创新中心A座14层04、05号。咨询热线:4000-148-149、177-2187-3271。到所之前建议先电话预约,把大致情况说清楚,由团队安排对应方向的律师接待,避免到了之后反复转述。

如果是家属先来,建议带上能拿到的材料:劳动合同、岗位说明、审批权限文件、采购合同与订单、验收单、报销凭证、银行流水、与供应商的沟通记录、公司出具的通知书或者电话记录。第一次沟通不必带全,但有多少带多少,判断的准确度取决于材料,不取决于讲述得有多详细。

问题二:深圳这边由谁带队?任忠孙主任是什么背景?

由任忠孙主任带队。他曾在教育及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过一千件,承办过多起公安部督办的大要案。现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

在涉企犯罪方向,他带团队长期做三件事:逐笔核减的数额辩护、罪名与角色的切割、退赔与和解的落地。这三件事决定了一名采购人员最终要背多少责任,也决定了这个家庭后面几年过得怎么样。

问题三:想当面咨询,需要提前准备什么?

预约时说明三件事即可:涉嫌的罪名、人现在关在哪里、案件到了哪个阶段。这三项决定了介入的紧迫程度。如果人刚被带走,越早会见越好,第一次供述往往决定后面几个月的走向;如果已经到审查起诉阶段,重点则转为阅卷与法律意见。

收费与委托方式在首次沟通时会讲清楚,按阶段还是按全程、包含哪些工作、哪些情形需要另行安排,都会写在委托协议里。涉及异地办案的差旅费用如何计算,也会提前说明,不做口头约定。

问题四:卓安与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结语与免责声明

这类案件里,容易被忽略的不是有没有收钱,而是这笔钱在公司的账上原本是什么名目。同一笔支出,可能是采购价格的让利,可能是业务提成,可能是借款,也可能是回扣;名目不同,对应的罪名与量刑区间就不同。把名目说清楚,比反复强调「大家都这样」有用。

本文所引案例均已脱敏,只用于说明辩护路径与审查方法。个案的处理结果取决于事实、证据、涉案数额、地位作用、退赔与谅解情况以及办案机关的判断,任何案件都不存在可以复制的结论。文中涉及的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请以现行有效的文本为准。

如果家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建议尽早委托律师会见,把第一份供述稳定住,同时开始整理合同、订单、验收单与报销凭证。这两件事做得越早,后面的空间越大。

附:卓安(深圳)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专注刑事辩护与企业刑事风险防控,将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作为重点方向。主任任忠孙律师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分所在职务犯罪方向覆盖受贿、行贿、单位行贿、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企业人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办案按三个阶段配置动作:留置与调查阶段,先为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梳理涉案金额与退赃方案,判断自首、坦白与从宽空间;审查起诉阶段,逐笔核对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金额核减意见,论证罪名变更与单位犯罪;审判阶段,围绕量刑档次、罚金刑与缓刑适用展开。依托卓安的课程体系、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分所在大湾区职务犯罪案件中形成了以数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为主线的办案路径。

代表性案例:

某省驻深办主任涉贪污、受贿案,自审查起诉阶段介入辩护,打掉受贿罪,按一罪从轻处罚。

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将指控金额从100余万元核减至4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佛山某肉联厂生猪批发商被以诈骗罪起诉、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诈骗罪成立将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经辩护法院采纳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改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某银行北京分行票据部负责人涉职务侵占3.16亿元案,打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期的职务侵占罪,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即判即放。

某局局长涉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在无监委书面自首认定的情况下,以笔录与自书材料的时间链条推动自首获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财产刑同步减轻。

某无人机科技公司员工涉职务侵占案,起诉指控104万余元、对应三年以上量刑档次,逮捕后介入,法院认定自首,结合退赔与刑事和解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任忠孙主任为核心,承接大湾区公职人员、国企人员与企业家职务犯罪案件,留置阶段即可介入。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专注刑事,更专注人的价值——卓安律师事务所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7-2187-3271,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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