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安解答】我是公职人员的朋友,帮传话拿介绍费构成职务犯罪吗?

2026-11-12

发布时间:2026 年 11 月 12日

主题标签:职务犯罪|介绍贿赂|利用影响力受贿|共同犯罪

发布机构: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一、先说结论

结论:会涉及,不以“你是不是公职人员”为前提;决定性质的是位置、名义与性质三样。

普通人在这类事情里可能落在三个位置:一是介绍贿赂罪,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牵线、传话、转交财物;二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靠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收钱,通过对方职务上的行为办事;三是受贿或者行贿的共犯,与一方通谋并分取利益。“我又不是公务员”这句话,在实体定性上几乎不起作用。

判断只看三样:站在请托人一边、中间,还是公职人员一边;收的钱叫介绍费、信息费,还是按结果分成;办的事有没有让对方获得本不该获得的利益。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与谋利认定,几乎决定全部走向。同样的钱数,名义不同,罪名就不同,介绍费的性质要一笔一笔看——无具体请托的亲友往来、仅转达公开信息、真实合法的中介服务对价,都属于不构成犯罪的那一侧,但条件很窄。

钱去了哪里,比收了多少更重要:全额转交、只留少量跑腿费,多往介绍贿赂评价;按结果分成、直接索要,受贿共犯的通谋的可能性明显上升,看的是事前有没有商量、事后有没有分取。所以这类案件的空间在“定性”与“情节”,不在“有没有事”:主动交代、退缴、认罪认罚要在这个阶段用足,自首与退赃留到庭审再用,效果会打折。下面十个问题,是当事人与家属问得较多的部分。

二、当事人与家属问得较多的十个问题

Q1:我只是替人递了句话,这也算犯罪吗?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要看这句话的分量——递的是信息,还是递的请托。

如果只是告诉你朋友“某单位在招投标”“某政策有调整”,属于信息传递,一般不涉及职务犯罪。如果是替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具体请托事项,并促成对方答应办事,就可能落入介绍贿赂的评价范围。介绍贿赂罪的核心动作,是在行贿与受贿之间建立连接,而不是简单地说几句话。

实务中怎么区分?看三处:有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有没有对应的财物往来、你有没有从中获得与请托相关的利益。三样都有,性质就变了。

要提醒的是,介绍贿赂罪以“情节严重”为入罪条件,不是所有递话都构成犯罪。这一点常被当事人忽略,也常被办案机关一笔带过。

Q2:介绍贿赂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差在哪?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差在钱是谁的、事靠什么办的。

介绍贿赂是“替别人撮合”:钱是请托人的,最终归国家工作人员,你在中间传话、转交,自己通常只拿一点跑腿费用。利用影响力受贿是“自己收钱办事”:钱进你的口袋,你靠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通过对方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成立,不要求你与国家工作人员有通谋,也不要求钱分给他。

量刑上也不一样。介绍贿赂罪在三年以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按数额与情节分档,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即入罪,数额巨大的档次明显更高。

实务中还有第三种: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共同分取,按受贿罪的共犯处理。这条分量重,也需要辩方去争——因为“通谋”和“分取”都要有证据,不能靠推定。

Q3:什么算“关系密切的人”?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不是看关系远近的称谓,而是看有没有形成实际的影响力。

实践中被认定的,通常是近亲属、情人、秘书、司机、老同事、老同学、战友,以及长期往来、能够影响对方决策的人。判断的核心是:你能不能把话递进去、对方会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改变做法。这两点合起来,就是实际影响力的证明。

反过来说,如果只是同乡、同村、点头之交,从未有过实质往来,也没有证据显示你能影响对方,那么“关系密切”这个前提就不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就无从谈起。

这是这类案件里可以争的地方:把关系还原成具体事实——认识多久、见过几次、有没有经济往来、有没有为对方办过事、请托事项是通过什么渠道递进去的。关系一旦被还原成普通交往,第二个要件就松了。

Q4:什么算“谋取不正当利益”?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三类:违法取得的、违规取得的、在竞争中不该得而得来的。

具体包括: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作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处理;要求对方违背职责、违规操作;在招投标、审批、执法、司法等竞争性或者裁量性事项中获得优于他人的待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不要求利益本身违法——程序上不该走的走了捷径,也可能构成。

反过来,如果请托的事项本来就是依法应当办理的,比如符合条件却被无理由拖延,托人催办,那么“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就可能不成立。这类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少见,但需要证据支撑:申报材料、办理时限、同类事项的办理记录。

还有一层要注意:不正当利益的判断,看的是请托事项的整体性质,不是看某一个环节。把一件事拆成几个“正常流程”,并不能改变它的整体性质。

Q5:介绍费收多少会入罪?各罪的数额门槛是多少?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三个罪名,三套标准,不能混着套。

介绍贿赂罪以“情节严重”为门槛,实务中通常参照介绍个人行贿二万元以上、介绍单位行贿二十万元以上把握;未达上述数额,但存在为谋取非法利益而介绍、三次以上或者为三人以上介绍、向司法与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情形的,也可能被认定。情节严重与数额标准要一条一条对,不能只看总额。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为门槛,实务中通常以三万元为起点把握,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档次另有标准。受贿罪共犯则按受贿罪的标准评价,量刑档次更高。

还有一处实务细节:介绍费如果被拆成多笔、以“咨询费”“服务费”“借款”名义支付,数额认定要看实质,看有没有真实服务、有没有对应凭证。反过来,如果有真实服务,这部分应当从指控数额中剔除。

Q6: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受贿共犯?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事前有通谋,事后有分取。

通谋不要求写在纸上,可以从多次配合、约定分成比例、共同商定办事方式、共同应对调查等事实推定。分取也不要求现金,可以是转账、消费、股权、房产,甚至是由对方代为支付费用。通谋与分取的证据在实务中是容易出问题的部分,因为推定空间大,辩方要逐项拆。

如果只是转交财物、没有参与商量、也没有分取,通常往介绍贿赂的方向评价;如果连转交都没有,只是提供了对方的联系方式,评价会更轻,甚至不构成犯罪。

还有一类特殊情形:国家工作人员授意你代收,你明知是贿赂仍代为收取、保管。这种情形下,即便你没有分到钱,也可能被认定为共犯——因为你参与的是受贿行为的完成,而不是单纯的居间介绍。

Q7:只传话、没收钱,也有事吗?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可能有事,但门槛比收了钱高得多。

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不要求你本人获利,只要求你在行贿与受贿之间起了介绍、撮合的作用,且达到情节严重。所以“我没拿钱”不是当然的抗辩,但它会实质影响作用大小的评价。在量刑上,是否获利、获利多少,是重要的酌定情节。

如果连撮合都谈不上——只是把请托人的话带到,没有促成、没有参与后续、也没有任何利益——那么更接近“知情”,而不是“介绍”。这类情形通常不作为犯罪处理,但仍可能被要求配合调查、说明情况。

要提醒的是,程序上的配合与实体上的定性是两件事。配合调查时说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比笼统地说“我就是传个话”有用。

Q8:主动交代、把钱退了,能不能不移送、不追究?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有可能,但要看三个前提。

第一,交代的时点与内容。在办案机关掌握之前主动交代,与在被询问后被动承认,评价不同。第二,退缴的完整性。退的是全部所得,还是只退一部分;有没有配合追缴转交出去的财物。第三,案件的性质与数额。情节较轻、数额不大、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作相对不起诉的空间更大。自首、退赃与认罪认罚的适用要结合起来用,单靠一项,效果有限。

还有一条路径常被忽略:如果行为主要发生在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主动交代、退缴、配合调查,会影响移送司法机关的建议。这个阶段的表述与材料,往往决定后面还有没有刑事程序。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承诺性的表述都不应当从律师口中说出。能做的,是把有利事实固定下来,把该退的退到位,把该说明的说明清楚。

Q9:被叫去谈话,该怎么应对?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四原则:如实、具体、不推测、不替人编。

如实,是说自己知道的;具体,是说时间、地点、人物、金额、经过,越具体越可信;不推测,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为了配合而“想当然”;不替人编,是不要替公职人员或者请托人圆话——一旦前后矛盾,性质可能从职务犯罪扩到妨害作证一类。转交财物的证据链要靠客观材料支撑,不靠记忆。

谈话前应当做的准备很具体:把与请托人的往来记录整理出来,把转账记录按时间排列,把自己在其中做了什么写成一份时间线。这份时间线不是给办案机关看的,是给自己用的——它让你在谈话中不至于被带着走。

还有一点:不要主动联系涉案的公职人员或者请托人“对口径”。这个动作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Q10:现在该做什么?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五件事,按顺序做。

第一,把自己的角色定清楚。你是居间介绍、自己收钱办事,还是与人通谋分成。这三种定位对应三个罪名,先定位置,再谈别的。

第二,把钱的路径画出来。谁给的、多少、什么名义、转到哪里、你留了多少、有没有凭证。这张图是这类案件的核心证据,也是辩方有力的材料。

第三,把请托事项的性质弄清楚。是依法应当办理的事,还是违规、违法、竞争中不该得的事。不正当利益的剥离如果能成立,很多指控就失去了基础。

第四,把能退的退到位。退赃不分阶段,越早越有意义;退的时候要留凭证,要说明退的是哪一笔。

第五,把程序节点盯住。监察机关的谈话、留置、移送审查起诉,每个阶段的应对重点不同;一旦移送,第一时间委托律师会见、阅卷、提交意见。监察管辖与移送的衔接处,是这类案件空间较大的地方。

你的实际角色可能定性关键事实量刑区间
只牵线、传话,钱全部转交,自己拿少量跑腿费介绍贿赂罪有无请托事项、有无转交、获利多少、是否情节严重三年以下
自己收请托人的钱,靠关系影响对方办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系是否密切、有无实际影响、是否为不正当利益、数额按数额分档,高于介绍贿赂
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前商量、事后分取受贿罪共犯有无通谋、有无分取、是否代收代管按受贿数额分档
帮请托人送钱、传话,明知是行贿仍促成行贿罪共犯是否明知、是否参与商定数额与方式按行贿情节分档
只提供公开信息,无请托、无财物一般不构成犯罪有无请托事项、有无利益输送不涉及
收真实合法中介服务对价,与职务无关民事或者行政评价服务是否真实、是否与职务行为关联不涉及

三、卓安律师团队办理过的同类案件

以下三起案件均由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承办,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与具体金额已作脱敏处理。

案例1:某中间人被控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从“自己收钱”改评为“介绍贿赂”

案件情况:当事人系某国企负责人的中学同学,长期从事工程中介。某建筑企业为承接项目,通过其向该负责人递话,先后支付款项八十余万元。办案机关认为其利用与国企负责人的密切关系,通过对方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移送审查起诉。

辩护工作:卓安律师团队把工作放在“钱去哪了”与“关系有多近”两处。一方面,逐笔核对转账记录、取现凭证与请托人陈述,证明八十余万元中有六十余万元在收到后数日内转交该负责人或者其指定账户,当事人实际留存部分与项目金额呈固定比例,属于居间报酬性质;另一方面,调取其与该负责人的往来记录、共同社交圈证言与项目对接流程,说明双方虽有同学关系,但项目决策由招标评审与集体研究决定,当事人不具备左右结果的实际影响力。同时就请托事项的性质提出意见,指出其中部分标段系依法正常投标,不存在排斥竞争的情形。

案件结果:案件由利用影响力受贿改按介绍贿赂评价,量刑明显轻于原指控,当事人退缴全部所得并认罪认罚。

本案说明:这类案件的第一辩点不在“关系远不远”,而在“钱有没有真的过去”。转交的记录一拿出来,位置就变了。

案例2:某司机被控受贿共犯案——通谋与分取的拆解

案件情况:当事人系某单位领导的驾驶员,多次替请托人向领导转交现金与购物卡,累计一百二十余万元。办案机关认为其长期参与、明知是贿赂仍代为收取保管,应按受贿罪共犯处理。

辩护工作:卓安律师团队围绕共同犯罪的两个要件展开。第一,通谋:调取其与领导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与日常行程,证明其仅按指示接送、代收物品,从未参与商定收受数额、方式与请托事项,也未被告知款项性质;第二,分取:逐笔核对资金去向与家庭财产状况,证明全部款项在收到后当日或者次日即交给领导,本人未取得任何分成,其收入来源为单位正常发放的工资与出车补助;第三,作用:提交单位岗位职责说明与同事证言,说明其不具备任何职务上的决策或者经办权限。同时就其主动交代、配合追缴的情节提交书面意见。

案件结果:当事人未被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案件以较轻方式处理。

本案说明:替人收钱与替人办事,是两回事。通谋和分取两个要件,缺一个,共犯就立不住。

案例3:某咨询人被控介绍贿赂案——把真实服务从指控中剥离

案件情况:当事人经营一家咨询公司,为多家企业提供项目申报咨询,收取服务费。其中一家企业在申报专项资金过程中,通过其向主管部门人员送钱。办案机关认为其居间介绍,且收取的费用实质为介绍费,以介绍贿赂罪立案。

辩护工作:卓安律师团队把收费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真实服务对价:调取咨询服务合同、项目申报材料、政策解读记录、申报流程跟进邮件与成果文件,证明其为该企业提供了实质性咨询工作,收费按项目金额比例计算,与行业惯例相符,且同期为其他企业提供同类服务,收费标准一致;第二部分是与请托相关的款项:仅涉及其中一笔,金额有限,且系在申报后期临时增加,与前期服务无关。团队据此提出,前者不应计入介绍贿赂数额,后者是否达到情节严重亦有疑问。同时提交其主动说明情况、退缴相关款项的材料。

案件结果:指控数额大幅核减,未达情节严重标准,案件未按犯罪处理,当事人承担了相应的行政责任。

本案说明:有真实服务的中介,容易“一锅端”。把服务对价与请托款项分开,是这类案件实在的辩点。

四、当事人与家属常会追问的五个问题

追问1:第一次想找律师谈,怎么约?

卓安解答:可以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咨询热线 4000-148-149、17381975473;监督投诉热线 19082470708。预约时说明涉及的公职人员层级、请托事项、款项金额与当前阶段(谈话、留置、移送审查起诉),便于安排职务犯罪方向的对口律师。

预约时建议说清三件事:你在中间做了什么、钱是怎么走的、你留了多少。第三点决定罪名方向,前两点决定辩护的重点。

第一次会谈带上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相关合同与服务凭证就够。律师先判断角色定位,再看细节。

追问2:委托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卓安解答:四类。身份类,身份证、职业与经营情况说明。程序类,谈话通知、询问笔录复印件、留置通知书、立案决定书,有哪份带哪份。事实类,与请托人及公职人员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见面记录、请托事项的书面材料。资金类,转账记录、取现凭证、收条、合同与发票、服务成果文件。

如果本人已被留置,家属可以代为委托,需要准备亲属关系证明与授权委托书。材料不齐不影响先谈,但转账记录与聊天记录要尽早备份——这两样一旦缺失,很多事就说不清了。

追问3:这类案子一般要办多久?钱花在哪?

卓安解答:看阶段。监察机关的谈话与调查没有固定的短周期,留置期限一般为三个月,可以延长一次;移送审查起诉后一般一个月,重大复杂案件可以延长,也可以退回补充侦查;一审通常二到三个月。涉及多名请托人、多笔款项的案件,整体周期常在一年以上。

费用大致四块:事实梳理,包括角色定位、资金路径还原、请托事项性质分析;定性论证,包括介绍贿赂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共犯的界分;法律文书,包括不构成犯罪意见、罪名变更意见、数额核减意见;程序应对,包括谈话陪同与辅导、会见、沟通、庭审。刑事案件不实行风险代理,不能按结果收费。

预算有限时,优先顺序通常是:先保调查与审查起诉阶段的定性与数额,再保退缴与情节,最后保庭审。这类案件的定性空间,多在移送之前。

追问4:这类案子,卓安律师团队具体是怎么做的?

卓安解答:这类案件,辩护要同时回答两个问题——你是谁,钱去哪了。卓安律师团队的做法可以概括为四步。

第一步,定角色。把你在整件事里的动作逐项列出:谁找的你、你说了什么、见了谁、有没有参与商量、有没有经手钱。角色定了,罪名范围就窄了。

第二步,画资金图。谁给的、多少、什么名义、什么时候转交、转到哪个账户、你留了多少、有没有凭证。这张图是这类案件的核心,一张图往往比十页辩解有用。

第三步,剥离不正当利益。逐项分析请托事项:哪些是依法应当办理的,哪些是违规操作,哪些是竞争中的优势。剥离清楚的部分,就是指控要退让的部分。

第四步,落地情节。主动交代、退缴所得、配合追缴、认罪认罚,逐项固定在笔录与凭证上;同时对家庭财产中与案件无关的部分单独说明,避免被整体认定为违法所得。

这类案件由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承办。部门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设立,由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与反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刑事诉讼法学专家组成,熟悉监察调查的取证逻辑、言词证据的审查方法与涉案财物的处置流程。

追问5: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解答: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五、结语与免责声明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只是公职人员的朋友,替人递了话、收了介绍费,也会涉及职务犯罪吗?答案是——会,因为职务犯罪评价的从来不是身份,而是你有没有在权力与利益之间搭起那座桥。

桥搭在哪、桥费怎么收、桥那头的人凭什么给你钱,这三个问题答完,性质基本就定了。

对还在做“中间人”的人,一句实话:真正危险的不是递话本身,而是你开始按办事结果收钱。那一步跨过去,位置就从中间挪到了一边。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公开法律规范与一般实务经验撰写,仅供理解相关法律问题参考,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办案结果的承诺。个案的处理结果取决于事实、证据、程序与办案机关的判断,任何案件都应结合具体情况单独分析。文中案例已作脱敏处理,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或者简称。如您或家人正面临类似情况,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刑事律师,避免在关键节点作出难以挽回的表述或者处置。

附:卓安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

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二十余年未离开刑事主业。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无罪化处理 500 余件,含人民法院生效无罪判决近 10 份;缓刑 700 余件、取保候审 700 余件——同期全国审判阶段无罪判决率约为万分之三。职务犯罪方向,此类案件累计办理 600 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 100 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 80 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 120 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 30 余件;涉案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过 5 亿元。

案件涵盖贪污、受贿、行贿、单位行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渎职侵权罪名;当事人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审判与检察人员、海关与国土等垂管系统人员,到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负责人、事业单位与高校医院管理人员、村社基层组织人员,覆盖监察调查对象的各个层级。

专业研究

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 65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3 篇,围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运行机制、律师辩护、办案程序与犯罪类型开展专项研究。职务犯罪方向著有《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实用手册》《职务犯罪司法认定与辩护实务》《贪污受贿案件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等专著,围绕行贿与单位行贿的边界、自首立功坦白的认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另编实务指引,并就监察程序编写《留置案件应对指南》《留置程序实务操作与权利保障》《监察程序与辩护衔接》;发表职务犯罪类专业论文 30 余篇,其中《职务犯罪罚金刑的辩护技巧》获第八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论文一等奖。这套研究围绕一个实务难点展开: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处,律师能做什么、该在什么节点做什么。

培训与课程

卓安长期为纪检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国有企业与党校提供专业培训,职务犯罪专题培训 500 余场、覆盖 3 万余人次,自主研发职务犯罪辩护、监察留置应对、证据审查、量刑优化等实战课程 20 余门,包括《公职人员刑事风险识别与合规防控》《贪污受贿案件数额核减与证据质证》《职务犯罪自首、立功、坦白认定与辩护》《行贿、单位行贿定罪标准与从轻策略》《国企高管职务犯罪风险与合规建设》《渎职犯罪司法认定与有效辩护》。其中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第 104 次常务会议学法活动上作专题讲授,为四川省公安厅正处级以上干部讲授《法律思维与刑事法律风险》,为四川省检察机关反渎部门业务培训班讲授《渎职犯罪的司法疑难问题探析》。

代表性案例

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达州农业银行前行长徐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刑二庭副庭长夏某受贿案;成都海关某处长夏某受贿案;某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受贿案;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长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都江堰市原市长受贿案;

四川省监委成立后第一个留置案件(L 某受贿、滥用职权),由卓安律师承担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辩护;

王某某滥用职权案,获法院判决无罪。

上述案件中,中央督办案件 1 起、省级监委成立后首个留置案件 1 起,1 起获法院判决无罪。

荣誉与行业认可

卓安律师累计获得各类荣誉表彰 100 余项,并为四川省公安厅、中共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30 余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顾问单位提供咨询顾问服务。

成安博士系成都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专家顾问、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专家顾问,被评为“成都市优秀律师”;艾述洪律师获评“四川省优秀青年律师”、2020 年度四川省律师高级职称,荣任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

职务犯罪辩护部

卓安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辩护部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设立的专业办案与研究团队,由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与反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刑事诉讼法学专家组成,定位为职务犯罪的金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专业力量。

主要职能包括

在监察留置阶段即刻介入,为家属提供应对指导,说明留置期间的权利义务、退赃退赔的时点选择与言辞分寸;对指控金额逐笔核对凭证,区分受贿与借款、投资收益、劳务报酬,区分礼金与人情往来,剔除推定金额与重复计算,把核减明细做成可以直接与起诉书对照的表格;系统挖掘并固定自首、坦白、立功、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把它们落在时间节点与书面材料上;厘清行贿与单位行贿、单位意志与个人行为、滥用职权与工作失误的边界,对渎职案件重点审查因果关系与损失认定的证据基础;就罚金刑与涉案财产处置提出辩护意见,甄别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为家庭成员与案外人财产提出异议;在审查起诉、一审、二审与申诉再审各阶段提交书面法律意见,重大案件组织专家论证。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成都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专家顾问、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长期研究职务犯罪的数额认定与量刑情节。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长期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熟悉监察调查的取证逻辑与证据标准。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擅长涉案金额核减与量刑辩护。

副主任魏军律师,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长期审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案件,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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