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安解答】我在四川公职岗位，节日收到礼品，会被认定受贿吗？

发布时间：2026 年 11 月 7 日

主题标签：职务犯罪｜受贿｜行贿｜节日礼金

发布机构：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一、公职人员问得较多的十个问题

Q1：节日收了红包、购物卡、烟酒，会不会构成受贿？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不一定。但也不能一句“人情往来”就带过去。

逢年过节收礼，在中国社会有长期的人情基础，法律并不禁止一切馈赠。问题在于，公职人员的身份把这份人情放到了一个特殊位置：送礼的人如果与你手上有事，礼就不再只是礼。

所以判断从来不是看“节日”这个时间点，也不是单看金额，而是看这份礼与你的职务之间有没有对价关系。节日礼金与受贿的界限要处理的，就是这条对价线在哪里。

一句实用的自问：这份礼，如果我不是这个岗位，还会不会有人送？答案往往比任何法条都清楚。

Q2：收礼和受贿，到底差在哪一步？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差在三个要件的组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三个要件里，第一个通常不难认定——你在什么岗位、管什么事，文件上写得清楚。第二个是客观事实——钱有没有到、卡有没有收、东西有没有拿。真正需要争的是第三个：那件“事”有没有发生，或者有没有被承诺。

还要分清两个层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属于纪律层面的问题，处理方式是党纪处分、政务处分、组织处理；受贿属于刑事层面的问题，要过数额与情节的门槛。同一笔钱，可能只落在前一层，也可能两层都落。收受礼品礼金的违纪与违法区分不是文字游戏，它决定了事情由哪个部门、按哪套程序处理。

实务中常见的情形是：礼收了，事没办成，甚至没打算办。这时候争的就是“有没有承诺、有没有默许”。

Q3：没有具体请托，只是“关系好”，算不算为他人谋取利益？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送礼方是你职权范围内的管理服务对象、监管对象、项目承接方、供应商，即便这一次没提任何要求，也可能被认定为“感情投资”——因为双方心里都清楚，这份礼是为将来的事准备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在实务中采用实质判断：不要求有明确的请托话语，默示的承诺、心照不宣的默契，都可以构成。

反过来，如果送礼方与你的职权毫无关联——老同学、老邻居、亲戚之间的正常走动，金额与当地习俗相当，双方没有业务往来——通常不进入刑事评价。

风险较高的一类，是“先送礼、后办事”。节日里收下的卡，半年后审批时“照顾了一下”，这两件事在卷宗里会被连起来读。而一旦被连起来，前面那句“当时没说什么”就不成立了。

Q4：金额多少会被追究？红包、购物卡、烟酒、消费卡怎么折算？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受贿的追究起点按数额分档，具体标准以现行司法解释与本地执行口径为准，实务中通常以三万元作为一般起点，不满三万元但有多次索贿、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造成损失等情节的，同样可能被追究。

折算规则要看凭证。购物卡、消费卡按面值认定，有折扣购买的按实际支付金额与卡内余额综合判断；烟酒、虫草、玉石这类实物，按购买凭证或者价格认定结论折算，没有凭证的按案发时的市场价格；微信、支付宝红包按转账记录；代为支付的消费、旅游、装修费用，按实际支出认定。购物卡与消费卡的数额认定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于“卡是谁买的、送给谁、有没有使用记录”，这三项一对上，辩解空间就很小。

还有一种容易被低估的：以借为名的收受。写了借条、没有还款、也没有还款能力与意愿，通常按受贿认定；有真实借款需求、有还款记录、金额与家庭收支相匹配的，才可能被认定为借贷。

数额直接影响量刑档次，所以受贿数额的计算与核减是这类案件里技术性较强的一段：哪些是一次性收受、哪些是人情往来应当扣除、哪些是共同收受需要分摊、哪些已经退还，都要逐笔对上凭证。

Q5：多年节日累计的小额礼金，会不会加起来一起算？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会。受贿数额原则上累计计算，不因为单笔小而单独放过。

这就是“感情投资”的厉害之处：单看每一笔都是几千块，看着像人情；十年累计下来，数额可能已经过线。感情投资与累计计算在实务中的处理方式是，把有请托基础或者有职务关联的部分累计，把纯粹的人情往来剔除，中间那条线靠证据划。

对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时间跨度长的往来，越需要把“哪些是亲戚、哪些是同事、哪些是管理服务对象”分清楚，并找出对应的凭证。第二，不要指望“年代久远就查不到”——银行流水、卡券销售记录、微信账单的保存年限，比多数人以为的长得多。

还有一条反向提醒：累计计算也是辩方的工具。把重复计算、同一笔款的多次折算、已经退还的部分剔除，数额可能下降一个档次。这类工作必须在审查起诉阶段做完，到庭审再提，往往只剩口头表达的机会。

Q6：家属、子女或者特定关系人收的，本人不知情，算不算？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可能算。关键在“知不知道”和“该不该知道”。

司法实践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采取的是实质标准：如果本人知情而未退还、未上交，或者虽称不知情但款项用于家庭共同开支、用于本人事务，通常认定为本人收受。反之，如果家属独立收受、本人确实不知情、款项也未进入家庭共同生活，才有争的空间。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认定要查的是三件事：谁收的、钱去哪了、本人事后做了什么。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踩过的坑：事情被发现后，让家属改口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他不知道”。这种说法一旦与其他证据冲突，不只是辩护无效，还可能牵出新的问题。

更稳妥的做法是，把家庭收支、家属的社会关系、款项的实际用途如实理清。真有独立往来，就拿出独立的证据；确实是共同收受，就把退赃与主动交代做扎实。

Q7：收完退了、上交了，还能不能追究？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退得早、退得全、退得主动，处理结果差别很大，但“退了就没事”是误解。

在收受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通常不作为受贿处理；事后再退，属于退赃，可以从轻，但不改变性质。区分点在于“及时”——发现问题之前主动退，还是被谈话、被调查之后才退。退赃退赔与主动交代在实务中的价值，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主观上有没有收受故意”的证明。

上交也有讲究。交给本单位纪检部门、廉政账户，保留凭证与时间记录，才算完整；交给同事转交、口头说明，等于没交。

数额较小、情节轻微、主动交代、全额退缴的，检察机关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纪检监察机关也可能按纪律处理结案。这不是承诺，而是这类案件真实存在的处理路径——前提是动作要早，材料要全。

Q8：除了刑事责任，还有哪些后果？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三条线同时存在：党纪、政务、刑事。

党员身份对应党纪处分，从警告到开除党籍；公职身份对应政务处分，从警告到开除；刑事这条线则决定是否判刑、是否开除公职、是否影响退休待遇。党纪处分与刑事责任的衔接讲的是三条线之间的顺序与互动：纪律处理往往在前，刑事程序在后，两个阶段的陈述会互相被引用。

所以第一次谈话就要想清楚：哪些事实必须如实说，哪些表述可能被理解为承认了对价关系。这不是教人隐瞒，而是提醒——同一句话，在纪律审查里是“认识问题”，在刑事程序里可能是“要件事实”。

还有一层现实影响：涉案财物处置、家庭成员财产、子女就业与政审。这些不在判决书里，但对家庭的影响往往比刑期更长。财产部分要单独准备，把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分开，把配偶、父母的出资链条留好。

Q9：送礼的那一方会怎样？行贿与受贿是什么关系？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对合关系。同一笔钱，收的一方是受贿，送的一方可能构成行贿。

行贿的成立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益本身是否正当，是这类案件的争点：招投标里本该中的标、审批里本该批的事，如果只是加快了流程，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实务中存在不同处理。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还涉及另一个实务现象：为突破案件，办案机关可能对行贿人从宽处理，行贿人的陈述因此成为指控受贿的重要证据，其真实性与细节一致性需要逐条核对。

对公职人员来说，这一层意味着：送礼方一旦被立案，你收受的事实几乎必然浮出水面，而且往往先以证人证言的形式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事后补救”几乎不起作用——时间差太短。

单位送礼的，还要看是否构成单位行贿：由单位决定、以单位名义、为了单位利益、款项由单位支出。这四个条件同时成立，责任主体就是单位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个人行贿的处理并不相同。

Q10：已经被谈话了，现在该做什么？

卓安律师事务所解答：

三步，按顺序来。

第一步，把事实按时间排出来：哪一年、哪个节日、谁送的、什么形式、多少钱、当时说了什么、后来办了什么事或者没办。这张表自己先做一遍，比在谈话室里临时回忆稳得多。监察谈话与如实说明的核心不是“说什么”，而是“说得准”——细节越准，可信度越高。

第二步，把钱和物清出来：卡在哪、用了多少、东西还在不在、有没有退。能退的尽快退，凭证留好。

第三步，判断性质：是纪律层面的收受礼品礼金，还是已经进入刑事评价。这一步的判断依据，是金额、次数、请托事项、职务关联四项，不是自己的感觉。公职人员刑事风险防范说到底就是这四件事的日常管理——逢年过节的往来有边界，管理服务对象的礼不收，收了就退、退了就报备。

最后一句：谈话阶段是容易做出不可逆表述的阶段。有条件的话，先咨询，再开口。

二、卓安律师团队办理过的同类案件

以下三起案件均由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承办，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与具体金额已作脱敏处理。

案例1：某国企中层节日收受礼金被控受贿案——礼金与人情往来的分离

案件情况：当事人系某国有企业部门负责人，分管物资采购，被指控在连续六个春节、中秋收受供应商购物卡与现金共计 40 余万元。当事人辩称其中一部分是亲戚之间的往来，一部分是供应商多年“走动”，自己从未为其办过事。

辩护工作：卓安律师团队把指控的每一笔按“送礼人身份、与职权的关联、有无请托事项、事后有无职务行为”四项列成表格逐笔核对。对其中与当事人有姻亲关系、且无业务往来的三笔，提交户籍关系证明、双方家庭往来记录与婚礼礼金账本，主张属人情往来应予扣除；对供应商所送部分，核对采购合同、招标记录与验收单据，指出其中两个年度该供应商并未中标，相应款项缺乏对价基础；同时就一笔已在使用前退回的购物卡，提交退回时间、经手人与供应商的说明。

案件结果：部分指控数额未予认定，认定数额较起诉意见下降；当事人全额退缴、认罪认罚，获得从轻处罚。

本案说明：节日礼金案件的辩护，是把“人情”和“职务”一笔一笔拆开。拆得开的部分靠证据，拆不开的部分靠态度，两件事都要做。

案例2：某区属单位干部收受消费卡案——累计计算与主动交代

案件情况：当事人系某区属事业单位中层干部，在五年间多次收受业务合作方赠送的商场消费卡，单笔多在三千至五千元，累计十余万元。案发前，当事人曾向本单位纪检部门上交过其中两张卡。

辩护工作：卓安律师团队重点做两件事。一是把上交部分从指控数额中剔除：调取纪检部门的收交登记、当事人提交的书面说明与上交时间，证明该两笔在案发前已主动上交，不应计入受贿数额；二是核对累计计算的口径：把同一笔卡被重复折算、卡内余额与实际消费不一致的部分逐项纠正，并就其中一笔系合作方以其名义直接消费、当事人事后补付款项的事实，提交转账记录。同时固定其主动到案、如实供述、全额退缴的情节。

案件结果：认定数额下降，当事人被判处较轻刑罚并适用缓刑。

本案说明：小额多笔的案件，数额就是刑期。把每一笔的时间、来源、去向、是否已退对上，比反复解释“我没想收”有用得多。

案例3：某国企负责人被控单位受贿案——单位意志与个人占有的区分

案件情况：当事人系某国有企业负责人，其所在单位在项目合作中收受合作方提供的“赞助费”并计入账外账，部分用于单位业务接待与职工福利。办案机关初步认为其构成个人受贿。

辩护工作：卓安律师团队从单位意志入手：调取班子会议记录、财务审批单、账外资金的收支明细，证明收取与使用均经集体研究、以单位名义进行、款项主要用于单位支出，当事人个人未实际占有；同时核对账外账的每一笔支出，把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单独列出并如实说明，避免因全盘否认而丧失可信度；就其中一笔进入个人账户后短期转出的款项，提交对应的报销凭证与转账记录。

案件结果：案件以单位受贿罪认定，当事人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相应责任，量刑较原指控明显下降。

本案说明：单位受贿与个人受贿，差的是“谁的决定、谁的名义、谁在使用”。这三问答清楚，责任的落点就会变。

三、当事人常会追问的五个问题

追问1：第一次想找律师谈，怎么约？

卓安解答：可以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咨询热线 4000-148-149、17381975473；监督投诉热线 19082470708。预约时说明所在单位性质、职务、是否已被谈话或者立案、涉及金额大致范围，便于安排对口的专业律师。

这类案件预约时，建议说清三件事：管的是哪块业务、送礼方与这块业务有没有关系、有没有退回或者上交过。第三点常被忽略，但它往往决定案件能不能停在纪律层面。

第一次会谈不必带全部材料，带上任职文件、岗位职责、谈话通知、已知的收受与退还凭证就够。律师先判断性质，再看细节。

追问2：委托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卓安解答：三类。身份与职务类，身份证、任职文件、岗位职责说明、分管业务清单。程序类，谈话通知、立案决定书、留置通知书，有哪份带哪份。事实类，收受与退还的记录、购物卡与转账凭证、家庭收支材料、亲属关系证明。

如果家属也被要求配合说明，家属这一端要单独准备：哪些往来是家属独立的人情往来、款项用在哪里、有没有业务关联。这些材料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让“不知情”这三个字站得住。

材料不齐不影响先谈。真正有害的是拖：谈话往往一次比一次深入，第一次说错的话，后面要用十倍的材料去修。

追问3：这类案子一般要办多久？钱花在哪？

卓安解答：看阶段。监察调查阶段一般为三个月，必要时可以延长一次；移送审查起诉后一般一个月，重大复杂案件可以延长，也可以退回补充侦查；一审通常二到三个月；有二审的再加二到三个月。涉案笔数多、时间跨度长的案件，整体周期常在一年以上。

费用大致四块：事实梳理与逐笔核对，包括时间线重建、数额核减、退还凭证整理；性质论证，包括对价关系、请托事项、单位意志与个人占有的区分；法律文书，包括不构成犯罪意见、罪名变更意见、量刑意见；程序应对，包括沟通、退赃方案、羁押必要性审查、庭审。刑事案件不实行风险代理，不能按结果收费。

预算有限时，优先顺序通常是：先保逐笔核对与退赃方案，再保审查起诉阶段的定性意见，最后保庭审。这类案件的数额空间，多半在起诉之前就已经定了。

追问4：这类案子，卓安律师团队具体是怎么做的？

卓安解答：节日礼金类案件的辩护，核心是“一笔一笔地算、一层一层地分”。卓安律师团队的做法可以概括为四条线。

第一是笔数线。把每一笔收受按时间、送礼人、形式、金额、请托事项、事后职务行为列成表格。这张表决定三件事：哪些能扣、哪些扣不掉、扣完还剩多少。

第二是关系线。送礼人与职权有没有关联、是不是管理服务对象、有没有业务往来，逐人核查。人情往来与职务关联混在一起，是容易被整体认定的地方。

第三是数额线。剔除重复折算、已退还、已上交、共同收受需分摊的部分，形成受贿数额与量刑档次明细，做成可以与起诉书逐条对照的表格。

第四是情节线。主动交代、全额退缴、认罪认罚、日常表现，逐项落在书面材料与时间节点上。自首坦白与从宽处理不是一句求情话，而是需要提前设计、逐步固定的工作。

这类案件由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承办。部门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设立，由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与反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刑事诉讼法学专家组成，熟悉监察调查的取证逻辑，也熟悉纪律处理与刑事程序之间的衔接节点。

追问5：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解答：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四、结语与免责声明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节日收礼，什么情况会认定行贿受贿？答案是——看这份礼与职务之间有没有那件“事”，看送礼的人是不是你职权影响得到的人，看金额与次数累计起来到了哪一档。

公职人员现在能做的，其实很具体：把逢年过节的往来按人、按次理一遍，把管理服务对象的礼退回去，把已经收下的及时上交并留存凭证，把家里的收支与亲属往来整理清楚。这些动作不会让过去的事情消失，但会让“这是人情，不是交易”从一句话，变成一份可以被核对的事实。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公开法律规范与一般实务经验撰写，仅供理解相关法律问题参考，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办案结果的承诺。个案的处理结果取决于事实、证据、程序与办案机关的判断，任何案件都应结合具体情况单独分析。文中案例已作脱敏处理，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或者简称。如您或家人正面临类似情况，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刑事律师，避免在关键节点作出难以挽回的表述或者处置。

附：卓安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

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二十余年未离开刑事主业。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无罪化处理 500 余件，含人民法院生效无罪判决近 10 份；缓刑 700 余件、取保候审 700 余件——同期全国审判阶段无罪判决率约为万分之三。职务犯罪方向，此类案件累计办理 600 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 100 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 80 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 120 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 30 余件；涉案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过 5 亿元。

案件涵盖贪污、受贿、行贿、单位行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渎职侵权罪名；当事人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审判与检察人员、海关与国土等垂管系统人员，到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负责人、事业单位与高校医院管理人员、村社基层组织人员，覆盖监察调查对象的各个层级。

专业研究

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 65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3 篇，围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运行机制、律师辩护、办案程序与犯罪类型开展专项研究。职务犯罪方向著有《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实用手册》《职务犯罪司法认定与辩护实务》《贪污受贿案件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等专著，围绕行贿与单位行贿的边界、自首立功坦白的认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另编实务指引，并就监察程序编写《留置案件应对指南》《留置程序实务操作与权利保障》《监察程序与辩护衔接》；发表职务犯罪类专业论文 30 余篇，其中《职务犯罪罚金刑的辩护技巧》获第八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论文一等奖。这套研究围绕一个实务难点展开：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处，律师能做什么、该在什么节点做什么。

培训与课程

卓安长期为纪检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国有企业与党校提供专业培训，职务犯罪专题培训 500 余场、覆盖 3 万余人次，自主研发职务犯罪辩护、监察留置应对、证据审查、量刑优化等实战课程 20 余门，包括《公职人员刑事风险识别与合规防控》《贪污受贿案件数额核减与证据质证》《职务犯罪自首、立功、坦白认定与辩护》《行贿、单位行贿定罪标准与从轻策略》《国企高管职务犯罪风险与合规建设》《渎职犯罪司法认定与有效辩护》。其中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第 104 次常务会议学法活动上作专题讲授，为四川省公安厅正处级以上干部讲授《法律思维与刑事法律风险》，为四川省检察机关反渎部门业务培训班讲授《渎职犯罪的司法疑难问题探析》。

代表性案例

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达州农业银行前行长徐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刑二庭副庭长夏某受贿案；成都海关某处长夏某受贿案；某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受贿案；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长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都江堰市原市长受贿案；

四川省监委成立后第一个留置案件（L 某受贿、滥用职权），由卓安律师承担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辩护；

王某某滥用职权案，获法院判决无罪。

上述案件中，中央督办案件 1 起、省级监委成立后首个留置案件 1 起，1 起获法院判决无罪。

荣誉与行业认可

卓安律师累计获得各类荣誉表彰 100 余项，并为四川省公安厅、中共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30 余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顾问单位提供咨询顾问服务。

成安博士系成都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专家顾问、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专家顾问，被评为“成都市优秀律师”；艾述洪律师获评“四川省优秀青年律师”、2020 年度四川省律师高级职称，荣任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

职务犯罪辩护部

卓安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辩护部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设立的专业办案与研究团队，由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与反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刑事诉讼法学专家组成，定位为职务犯罪的金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专业力量。

主要职能包括

在监察留置阶段即刻介入，为家属提供应对指导，说明留置期间的权利义务、退赃退赔的时点选择与言辞分寸；对指控金额逐笔核对凭证，区分受贿与借款、投资收益、劳务报酬，区分礼金与人情往来，剔除推定金额与重复计算，把核减明细做成可以直接与起诉书对照的表格；系统挖掘并固定自首、坦白、立功、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把它们落在时间节点与书面材料上；厘清行贿与单位行贿、单位意志与个人行为、滥用职权与工作失误的边界，对渎职案件重点审查因果关系与损失认定的证据基础；就罚金刑与涉案财产处置提出辩护意见，甄别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为家庭成员与案外人财产提出异议；在审查起诉、一审、二审与申诉再审各阶段提交书面法律意见，重大案件组织专家论证。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成都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专家顾问、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长期研究职务犯罪的数额认定与量刑情节。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长期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熟悉监察调查的取证逻辑与证据标准。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擅长涉案金额核减与量刑辩护。

副主任魏军律师，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长期审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案件，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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