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述洪律师团队｜留置案件中家属退赃退赔的三大困境

一、结论先行：退赃退赔是留置案件的“双刃剑”

在留置类职务犯罪案件中，退赃退赔常常成为家属最纠结的问题，也是辩护实务中长期存在的难点。这一难题并非新近出现，早自反贪局自侦阶段便已存在，并随监察体制改革延续至留置办案全程。退赃退赔不仅影响最终量刑，若处置不当，还可能因过度退缴、错退、性质不清，被办案机关作为认定涉案事实或数额的参考，甚至转化为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认定。面对退赃退赔，家属普遍陷入一个两难：主动退，担心退错对象、金额不符，把不该认的、不该退的也一并“认下”；暂不退，又怕被办案机关视为态度不好、拒不认罪，进而加重责任。

因此，退赃退赔既非越早越好，也非越晚越好。家属要在理性、合规的框架下处理，首先要厘清困境背后的规范成因与法律后果。

二、深度分析：留置案件家属退赃退赔的法律困境与规范依据

要理性、合规地破解上述两难，必须先厘清困境背后的规范成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退赃退赔在规范上并非单一概念，其法律后果因款项性质的差异而完全不同，这也是留置案件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关键的起点。

（一）制度规则特殊：违纪、违法与犯罪三类款项性质容易混淆

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监察调查效率高，但对涉案家属而言，直接带来一个难题：办案机关要求退缴的款项，究竟是“违纪款”“违法款”还是“犯罪款”？这三类款项在规范依据与法律后果上并不相同，而留置案件中三者又常常交织出现，家属极易混淆。

第一，违纪所得的处置依据党内法规和政务处分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此类处置属于党纪政务处理范畴，主要解决违纪违法人员的违法所得返还与收缴问题，对刑事量刑并无直接的从宽评价功能——也就是说，单纯退缴违纪款，并不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退赃退赔”。

第二，违法（职务违法）所得的处置由监察机关在监察程序中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监察机关经调查，对违法取得的财物，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调查人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由此可见，监察程序同时处理“违法财物”与“涉嫌犯罪财物”，但二者去向不同：前者在监察环节处置，后者须随案移送，由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认定与处理。

第三，犯罪所得的退赃退赔，才是刑事诉讼中能够在量刑上对被告人产生有利评价的情节。其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所确立的实体处置规则：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贪污罪行为人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受贿罪依照第三百八十三条处罚，故上述退赃从宽规则同样适用于受贿犯罪。法发〔2021〕2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进一步将尺度量化：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对损害结果的弥补程度、数额及主动程度等，可以减少基准刑的百分之三十以下。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退赃退赔与自愿认罪、接受处罚相衔接，进一步影响从宽的幅度与空间。

规范上的区分，决定了实务中的关键风险：如果退缴时未能明确款项性质，办案机关可能将其优先认定为违纪、违法所得处理，犯罪所得的“退赃退赔”便难以被法院作为认罪悔罪、从轻量刑的依据，刑事退赔的从宽目的随之落空，甚至可能出现多退、错退。更需警惕的是，在涉案数额尚不清晰时作大额、笼统的退缴，可能被作为对涉案范围与数额的默示认可，转化为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认定。因此，退赃前必须尽量理清款项性质，在律师指导下办理退缴手续。

（二）信息不对称：留置阶段律师不能会见、移送起诉前不能阅卷

留置案件存在两个特殊的程序限制，直接导致家属退赃决策缺乏依据。

其一，留置调查期间，辩护律师不能会见被调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并未赋予辩护律师在监察调查（留置）阶段的会见、阅卷权；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阅卷等诉讼权利，须待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全面展开。这意味着，在留置期间，家属无法经由律师核实当事人的真实想法、退赃意愿，以及对涉案事实的真实认知。

其二，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律师无法查阅案卷材料，难以核实涉案事实与拟认定金额的范围。这就导致家属既不知道该不该退、退多少、退给谁、何时退，也无从独立判断退完之后能获得多少量刑优惠。所有决策只能建立在有限信息和推测之上，风险极大。

还需要注意，退赃的“时间节点”本身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若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这一“及时性”判断，直接关系到行为性质与数额认定，而家属在信息隔绝状态下往往难以独立把握，更凸显专业介入的必要性。

（三）多重外部压力叠加：压缩理性决策空间

家属在作出退赃决定时，往往并非处于冷静、从容的状态，而是承受着多重压力的叠加，每一重压力都可能扭曲理性判断。

一是社会舆论压力。当事人案发后，家属面临亲友、所在单位与社交圈层的负面评价，容易为了尽快平息议论、保全颜面而盲目配合退赃，忽视退缴的对象与性质是否准确。

二是办案单位压力。办案人员在与家属沟通时，往往会明确提出退赃的金额与时限要求。家属因不懂法律、担心不配合会带来更不利后果，容易在恐惧与焦虑中仓促妥协，接受并不严谨的退缴方案。

三是原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压力。部分案件中，行业纪委在案件移送后仍持续跟进，催促家属尽快处理财产、配合退缴。这些压力层层叠加，使家属很难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最有利于当事人的选择。

综上，退赃退赔的价值不在于“早退、多退”，而在于“退得对”——对象准确、性质清晰、金额有依据、时点得当、方式规范。下文结合实务案例与具体建议，进一步说明如何把退赃退赔转化为对当事人有利的量刑情节。

三、实战案例：留置后分阶段退赃，把退缴转化为量刑杠杆

在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办理的一起受贿案件中，上述困境与应对得到了具体印证。

该案被告人x某某，原系xx市某街道办事处下属单位负责人，二〇二二年六月被留置调查，同年九月被逮捕。办案机关最初认定其共同受贿总额六十余万元。辩护人、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艾述洪介入后，将辩护重心放在数额认定与“明知要件”的切割上；其中，x某某家庭在律师指导下分阶段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四十六万元。最终，法院采纳退赃、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x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获得从轻处罚。该案办案心得特别指出：应“提前提示当事人家属分阶段退赃策略，避免过度退赃反致量刑失衡”。

这一经验与另一起受贿案的裁判逻辑相互印证：该案中一笔四十万元款项，因固定在案发前“及时退还”的时间节点并留存证据，被从受贿总额中扣除，成为降档的关键。两案共同说明，退赃退赔的价值，取决于对象、金额、时点的精准判断，而非简单的“早退、多退”。

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个案件的事实基础、证据结构均不相同，上述结果不代表同类案件必然得出相同结论；但其价值在于说明，在留置案件的退赃退赔中，专业、分阶段的策略，远比盲目配合更能维护当事人权益。

四、给家属的建议

基于上述困境，家属在留置案件退赃退赔中，应把握以下六项要点：

依托专业律师，切勿轻信“花钱捞人”或仓促决策。留置期间律师虽不能会见当事人，但可以在外围指导家属梳理财产性质、准备合法凭证，并为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提前布局。

退前核对款项性质。厘清所退款项属于违纪、违法还是犯罪所得，明确其对应的法律程序与后果，避免被全部归入某一性质处理而丧失刑事退赔的从宽空间。

核对金额依据。退缴金额应有事实与证据支撑，避免多退、错退、过度退赃，尤其警惕超出实际所得范围的“自愿”退缴。

核实收款账户是否规范。退缴须通过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指定的正规账户办理，谨防以退赃为名实施的诈骗。

留存手续凭证。退缴凭证、收据、相关文书应妥善保存，作为认罪悔罪与从宽处理的证明。

精准判断退赃的时点与方式。结合案件进度、证据材料与涉案金额综合决策，既不盲目抢早，也不消极拖延——退赃退赔的价值，终究取决于“退得对”，而非“退得早”。

五、专业背书：卓安律师事务所与艾述洪律师的职务犯罪辩护实力

卓安经济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系四川大学刑法学硕士、高级律师，二〇二〇年入选四川省律师协会首批刑事专业律师，参与办理刑事案件千余件，其中经济犯罪五百余件。其执业特点之一，正是擅长在复杂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中，做精细的“责任拆分与财产甄别”，把不该计入的、不该归责的，从证据链中清晰地分离出来。

办理此类案件，考验的不只是法律条文的熟悉程度，更是对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结构的整体把握。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成立于二〇一三年，是国内较早专注刑事辩护的精品律所之一，累计办理刑事案件八千余件，其中无罪化处理（不起诉、撤案、无罪释放）五百余件，办理缓刑七百余件、取保候审七百余件。

卓安律师事务所下设十五大辩护中心与刑事控告中心，出版刑事专业专著六十五部，发表论文二百零三篇，开展刑事培训八百余场，覆盖三十一个省、五十余市，累计培训逾十二万人次；近三分之一的专职刑事律师具有原公检法工作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