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案件收了干股,分红能不能从受贿数额里减下来
摘要
干股是没出钱拿到的股份。受贿案件里出现干股,数额怎么算,法律给了两条不同的路:办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有证据证明股份已经实际转让的,数额按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计算,历年分红只按孳息处理,不进受贿数额;股份没有实际转让,只以分红名义拿钱的,数额按实际获利计算。同一个干股,两条路算出来的数可能差一个量刑档,所以第一件要弄清的不是有没有收,而是股份到底转没转。股份价值这一层,计价时点卡在转让当时,口径按净资产折算,注册资本与未实缴出资都要扣;分红这一层,账面挂账未付的部分不进数额。合作投资与委托理财另有规则,请托人代垫出资的按出资额算,自己真出了钱的只算超出应得收益的差额。
一、干股受贿的数额,法律按两条路计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干股不是独立罪名,只是收受财物的一种形态。给股份和给现金落在同一个条文里,差别全在数额怎么算。
(一)干股是没出资拿到的股份,登记情况决定计价路径
结论:有没有办股权转让登记,决定这个案子按股份价值算还是按分红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
该条给出的两句话,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算法:
1. 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2.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前者算的是股份本身,后者算的是拿到手的钱。中间隔着的不是几个百分点,是一个量刑档次。
还要先分清套哪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三种形态的计价方法,同一笔钱套进不同条文,数额算法完全不同。定性归到哪一条,往往比后面的计算更值钱。
(二)办了登记与没办登记,受贿数额差多少
结论:股份价值与分红之间,可能差一个量刑档。
受贿罪的量刑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档次。具体数额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为数额较大,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为数额巨大,三百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举个结构化的例子,不指具体案件。一家净资产一千万元的公司给两成干股,办了股权转让登记,股份价值二百万元,落在数额巨大档,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股份没有转让,只按分红名义三年拿到三十万元,落在数额较大档,法定刑三年以下。同一笔干股,两种认定,跨了一个档。
判断股份有没有实际转让,看这几样: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名册记载、出资证明书是否交付、有没有参加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分红凭证上写的是不是股东身份、有没有承担经营风险和亏损。
反过来,只有口头承诺、一纸代持协议、请托人单方账册上的记载,既没有登记,当事人也从未行使股东权利,就可以主张股份未实际转让,数额只按实际到手的分红认定。
这里要拆清一处常被混用的条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收受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不影响受贿的认定。这一条限于物品,股权不在其列;干股未过户的计价另有规则,不能拿它去顶定性,也不能由登记与否不影响定性,推出按股份价值计价。
二、股份价格这一层,从哪三处把干股受贿的数额压下来
(一)干股受贿的计价时点卡在转让行为当时,公司增值不算
结论:算的是转让那天的价值,不是案发那天的价值。
条文写得很死: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实务里出现过三种错位的算法,都可以打——按案发时的净资产算,按移送审查起诉时的评估值算,按判决时的股权市值算。三种都把公司后来的增值算了进去。
以一家转让时净资产八百万元、案发时三千万元的公司为例,两成股份在转让时点值一百六十万元,案发时点值六百万元,中间四百四十万元的增值与收受行为无关。时点挪回转让当时,数额随之落档。
操作上要做三件事:调取股权转让登记或者实际交付的日期,调取该时点的审计报告,用净资产额乘以持股比例得出股份价值。时间点找准了,数字才有得谈。
(二)干股受贿的股份价值按净资产折算,未实缴出资要扣
结论:净资产不是注册资本,认缴未缴的部分也不该算进股份价值。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没有公开市场价格,实务通行的折算方法是转让行为时的净资产额乘以持股比例。有两个常见的抬高:
1. 用注册资本代替净资产。亏损公司的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资不抵债的为负。按注册资本折算,等于把亏损当成财产算给当事人。
2. 认缴未实缴的部分未扣除。股东认缴但未实际缴纳的出资,对应对价从来没有支付过,这部分应当从股份价值中扣除;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尚未届至的,更是如此。
需要的材料是转让时点的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公司章程、实缴出资凭证、资产评估报告。如果全案只有一份按注册资本折算的鉴定意见,这份鉴定就是首要的质证对象。
还有一种情形:公司系为这次“合作”专门新设,没有实际经营,股份价值可能接近于零。这时候争的不是折扣,是股份本身有没有价值。
(三)干股受贿数额把股份价值与分红相加,属于重复计算
结论:分红是孳息,不进数额;两部分相加,是把同一笔利益算了两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后半句写的是,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孳息不是受贿数额。所以在股份已经实际转让的案件里,受贿数额只有一个数,就是转让时的股份价值,历年分红不再另行累加。
控方容易在起诉书里做加法:股份价值二百万元,三年分红六十万元,合计二百六十万元。这六十万元属于重复计算,因为分红的来源就是那部分股份,股份价值已包含产生分红的能力。
要提醒一句:数额减下来,不等于钱不用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孳息不进数额,仍在追缴范围内,退赃的数额与量刑从宽的幅度要另算。减数额与减退赃是两件事,别混着谈。
三、分红这一层,什么情况下只按实际到手的分红计入受贿
(一)股份没有实际转让,分红名义到手的那笔钱才是受贿数额
结论:算的是实际拿到手的现金,不是应得分红,也不是账面权益。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按实际获利数额认定,落点在“实际”两个字上。
实务里要盯住三样材料:分红决议或者股东会决议上写了多少,银行流水上到了多少,签收凭证上是谁签的。三者对不上,按实际到账的算。多次分红的,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
(二)账面挂着尚未支付的分红,不计入受贿数额
结论:没到手、也没实际控制的,不算既遂数额。
公司账上挂着应付股利,分红决议已经作出,但钱没支付,当事人也没实际支配,这类情形通常不计入既遂数额,实务一般以实际取得为既遂时点。
反过来,钱虽然没进当事人本人账户,但转入了其控制的账户、由特定关系人代收、或者直接用于其指定用途,视为已经取得。判断的分水岭是控制,不是户名。
这一处最容易出问题的是时间。分红决议日期、付款日期、开始实际支配的日期一旦混成一团,数额就会被整体提前认定。
(三)干股受贿的实际获利扣掉真实出资与代垫款,还剩多少
结论:实际获利是净额,不是流水总额。
有些干股不是完全的零出资。当事人可能象征性出了一部分钱,可能由请托人代垫后从分红里冲抵。这些款项能不能扣,结论并不一样。
扣减的顺序是:先从分红总额中扣除当事人真实支付的出资本金,再扣除为取得该笔收益实际支出的税费,剩下的才是实际获利。请托人代垫、事后用分红冲抵的部分,不属于当事人真实出资,不能扣。
凭证上要备齐:出资的银行转账记录、实缴凭证、分红被冲抵的账务处理记录。只有当事人陈述出过钱、没有一笔转账对得上,这一层扣减很难成立。
四、合作投资与委托理财,超出应得收益的部分才计入受贿
(一)请托人出资型的受贿数额,按出资额还是按股份价值
结论:按出资额算通常明显低于按股份价值算,但这个口径要先认形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干股已办转让登记的,按干股条款要按股份价值计算。两条并存的时候,数额可能差出一大截:请托人代垫出资一百万元,公司做大之后对应股份值五百万元,按出资额算是数额巨大档,按股份价值算是数额特别巨大档,后者法定刑十年以上。
主张路径是:公司系为这次合作专门设立、当事人没有实际出资、由请托人代垫,就以出资额计价。代价是承认了“合作投资”这一形态,等于承认收受,只是把数额口径换掉。这个取舍提起前要算清,不能一边主张不是受贿,一边主张按出资额算。
(二)自己真出了钱,受贿数额能减到只剩差额
结论:实际出资的,只算超出应得收益的那一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的,以受贿论处,数额按收益额计算;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数额按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差额怎么算,是这一条真正的战场。应得收益要有参照:章程约定的分红比例、同期同类投资的市场回报率、同批其他股东的实际分红水平。参照选得越低,差额越大。
材料上要备齐四样:出资的银行凭证、公司章程与股东会决议、历年分红方案、同类投资的回报参照。缺了出资凭证,实际出资这一层站不住;缺了回报参照,差额只能由办案机关单方认定。
如果收益没有达到明显高于应得收益的程度,不构成受贿。这是一个定性层面的出口,比数额之争更彻底。
(三)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受贿这条认定路径还走不走得通
结论:既没出资也不参与经营的,才落入名义合作那一款。
名义合作型另有一条:以参与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既没有实际出资也不参与管理、经营,获取利润的,以受贿论处。这一款用了两个“不”,是并列关系,缺一不可。
真参与经营管理的,不落入这一款。可以拿出来的材料包括:任职文件、签字审批的业务单据、参加会议的记录、承担经营亏损的记录。要注意的是,请托人代垫出资型的条款并不要求未参与经营,参与经营不能阻却认定,只能影响量刑。
还要说清一层:不构成受贿,不等于没有责任。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本身违反纪律规定,可能落到党纪、政务处分上。辩护要把这条边界讲给当事人听,避免为一个不成立的辩点把纪律责任做实。
五、干股受贿减数额的两个案例
以下案例系卓安律师事务所办理,已作案情脱敏处理,不特指本文作者承办。
以投资分红名义收的钱,争的不是名义而是数额与情节。 某市公安系统一名原副局长被指控利用分管刑侦、禁毒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以投资分红名义收受十万元,另有一笔四十万元在调岗后全额退还。辩护没有在“这是投资分红不是受贿”上纠缠,而是把力气放在两处:四十万元是否属于及时退还,十万元这一笔的索贿情节能否否定。同时制作量刑影响因素对照表,逐项列明基准刑与各从宽情节的折减,主张刑期由四年降至三年六个月。法院部分采纳辩护意见。
九百余万元受贿案,退赃认定与实际获利两个口径压到档底。 某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在土地出让、股权转让中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被指控收受九百三十二万余元,属数额特别巨大。辩护在阅卷中发现七百零五万元已实际退缴或者可归入退赃范围,推动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积极退缴可从宽;同时就其实际获利约六百四十一万元提出量刑与罚金意见,并在认罪认罚阶段排除洗钱罪叠加指控。法院在量刑建议幅度下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两案放在一起看,干股、分红、投资这类名义在定性上几乎挡不住,能动的都在数额口径与情节认定上。第一案争的是名义之外的两笔钱,第二案争的是数额之内的一层核减。真正把数字压下来的,是一份对得上时间的登记记录、一份转让时点的审计报告、一笔查得到的转账凭证。
六、干股受贿案件的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 违法所得追缴与责令退赔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 贪污罪量刑档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构成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 受贿罪依第三百八十三条处罚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 干股的计价规则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数额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 委托理财型受贿的差额计算
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 未办理权属变更的认定(限物品)
9.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受贿罪三档数额
1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 多次受贿累计计算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 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