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魏军律师:共同受贿 900 万,为什么能判到三年六个月?

2026-11-19

主题标签: 四川成都|职务犯罪|受贿罪|共同犯罪|从犯认定|减轻处罚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19日

发布机构: 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W 某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财物 900 万元。900 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对应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判决结果是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这个结果不是量刑上的折扣,是把“从轻”换成了“减轻”。900 万元对应十年以上,从轻只能在这个幅度里往下挪一点;要让宣告刑落到法定刑以下,必须有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个案子里有三个:从犯、自首、立功,一个都不能少。三个都立住,才有三年六个月这个位置;少一个,刑期大概率还在十年以上。

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类案子的结构:先分人,谁是主犯、谁是从犯、钱在谁手上停过;再分钱,900 万元里哪几笔属于本人违法所得、投资获利的证据够不够、代他人退缴怎么列;最后分情节,自首、立功、坦白各自要什么材料。三步走完,才谈得上减轻。

一、魏军律师是谁

魏军,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二十年刑事法律学习与研究经历、十余年法律实务经验,曾任某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副处级四级高级法官。刑二庭审理的正是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经他手的案子,多是数额大、情节多、并罚结构复杂的那一类。

他的社会职务与荣誉集中在刑事与审判领域:庭立方核心导师,主讲 “庭审发问技能” 等课程,课程对象为全国刑事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指导教师;四川省经济法律研究会医药合规委员会主任;全省法院优秀调研人才。曾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三次荣立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入选全省法院专业调研人才库;审理的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市场案获评全省十大典型案例;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相关规程的起草。

这些头衔对家属的实际意义有限,真正有用的是他坐过的两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是审判席。审判席上练的是同一件事:一份判决是怎么被写出来的 —— 哪些事实会进 “经审理查明”,哪些判断只会出现在 “本院认为”,认定的数额怎么加、从宽情节列了几项、并罚的区间怎么算。从辩护席上翻一本共同受贿的案卷,第一反应通常不是 “这笔钱我没拿”,而是 “起诉书这个总额是怎么加出来的”。判决的骨架只有三处:数额、情节、减轻的落点,辩点也就在这三处 ——900 万元怎么从一个人头上摊到几个人头上、从犯自首立功哪一条缺材料、十年这条下限从哪里被打开。

第二个位置是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庭审规程起草的那一段。程序上的先后他不吃亏:哪一句该在庭前会议说、哪一句该在法庭调查阶段说、哪一句只能写进书面意见,顺序错了,效果会打折扣。

二、四川职务犯罪类案件的现实:五个绕不开的形态

共同受贿的案件,和单人受贿的案子不是一个打法。下面五条是实务里反复出现的形态。

(1)先分角色,再谈数额。

共同犯罪的第一件事不是算总账,是分角色。谁是提议者、谁经手收钱、谁负责转达请托、谁最终支配这笔钱,四个问题问下来,主从关系就清楚了。角色没分清就谈数额,等于默认每个人对全额负责,这对处于辅助地位的人不公平,也不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2)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起收钱,按受贿罪共犯走。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财物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这一点常被误解:不少当事人以为自己不是公职人员,通常只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法定刑低得多)。实际上只要通谋与分工成立,罪名就是受贿罪,能争的是地位与作用,不是罪名。

(3)到了 900 万这个量级,减轻处罚是主要通道。

300 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以上。这个档位里,靠“认罪态度好”往下走的空间很小,因为从轻处罚只能在十年以上到死刑这个幅度内调整。要让宣告刑落到十年以下,必须有一个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从犯、自首、立功、重大立功,或者《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报核准。这是这类案子的结构性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4)财产刑与违法所得,是两条线。

罚金按犯罪情节决定,违法所得一律追缴,两条线的依据不同。实务里经常混在一起处理:把共同犯罪中他人收的钱算进本人违法所得,把合法投资的本金与收益一并追缴,把家属的财产当成赃款。这些都要单独提意见,而且要提到具体账户、具体金额。

(5)口供之外,要看钱去了哪里。

共同受贿案件里,钱经过几个人手、最后落在谁账上,往往决定数额怎么分。银行流水、公司账目、代持协议、房产登记,这些材料比任何辩解都硬。辩护时要做的,是把每一笔款的走向画出来,画不出来的那一段,就是可以争的地方。

三、W 某受贿案:900 万,从十年以上到三年六个月

这个案子的路径很清楚:先把人从“主犯”的位置上挪下来,再把钱的范围缩小,最后把三个法定情节一个一个立住。三步都成了,宣告刑才可能落到法定刑以下。

(一)接手时,900 万是一个整数字。

W 某被指控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财物 900 万元,公诉机关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起诉书里的 900 万元是一个总额,没有区分谁收的、谁转的、谁最终支配。

家属第一次见面时的说法很朴素:钱不是他一个人拿的,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办的。这句话在法律上对应的,就是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违法所得的分配。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如果没有材料支撑,在法庭上就是一句辩解。

(二)第一步:把人从主犯的位置上挪下来。

共同犯罪的分工,要靠证据还原。这个案子里,请托事项的提出、职务行为的实施、款项的最终决定,都由国家工作人员一方掌握;W 某参与的是联络与转交,在整条链上处于辅助位置。这个判断要落到具体事实上:谁先提出、谁与请托人谈、钱在谁手上停留、最终由谁分配。

《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应当”两个字是关键:这不是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的酌定情节,而是法定的减轻通道。从犯一旦立住,宣告刑就有了落到法定刑以下的依据。

(三)第二步:把 900 万里的违法所得范围缩小。

这一层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针对投资收益:控方主张 W 某用受贿款投资获利,获利部分也属违法所得。辩方的意见是证据不足:要认定投资款来源于受贿所得,必须把资金的流向一环一环接上:哪一笔受贿款、什么时间、进入哪个账户、如何转为投资款、收益如何计算。链上有一环断了,这个主张就不成立。

第二个动作针对同案人送的钱。同案 X 某所送的款项,不应认定为 W 某的违法所得。这里还涉及退缴顺位:W 某本人预缴的罚金应当先予扣除,剩余部分才作为代 X 某退缴的金额。这个区分看起来技术性很强,实际影响很直接:违法所得的范围决定追缴的数额,追缴的数额又影响量刑评价。

(四)第三步:三个法定情节,一个一个立住。

从犯是第一个。自首是第二个:W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且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关于自首的规定。立功是第三个:提供了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符合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三个情节放在一起,才够得上“减轻处罚”的分量。少一个,宣告刑大概率还在十年以上;三个都在,法庭才有依据把刑期压到法定刑下限以下。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子的辩护不能只抓一个点:单点只能从轻,组合才能减轻。

辩方在庭上提出的主张是:W 某具有从犯、立功、自首等多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至少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并适用缓刑。这个主张没有被完全采纳:缓刑没有给,刑期也没有降到三年以下。但减轻处罚的方向被接受了。

这里要说清一件事:辩护意见被“部分采纳”,是这类案子的常态。把目标定在“全部采纳”,容易在庭上把话说满,反而失去可信度。合理的目标是:把减轻处罚的通道打开,让宣告刑落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

(五)结果:三年六个月,罚金六十万元。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 W 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900 万元的指控对应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宣告刑落在三年六个月,意味着减轻处罚被实际适用。

把三个数字摆在一起看:指控数额 900 万元、法定刑下限十年、宣告刑三年六个月。中间这一段距离,不是靠一句“认罪悔罪”走完的,是靠从犯的地位认定、违法所得范围的缩小、三个法定情节的叠加,一步一步挪下来的。

(六)复盘:难在三处,可复用的动作有四个。

难处一,角色认定。共同犯罪里“辅助作用”这四个字,要靠具体行为去填:谁谈的、谁收的、谁转的、谁定的。说不细,从犯就立不住。难处二,900 万元的整体性。起诉书写成一个总额,辩方要把它拆成若干段,每一段对应不同的人、不同的去向。难处三,减轻处罚的门槛。从犯、自首、立功三项都要有材料,任何一项只有说法没有证据,整个组合就散了。

可复用的动作有四个。第一,画资金流向图,把每一笔钱的起点、路径、终点标出来,标不出来的地方就是辩点。第二,把共同犯罪的分工写成表:行为、时间、参与人、对应证据,一栏一栏填。第三,法定情节要固定时点,自首看到案经过与第一次谈话,立功看线索内容与查证结果。第四,退缴顺位提前设计,本人罚金、本人违法所得、代他人退缴三笔分开列,不要混在一个账户里。

四、魏军律师办过的其他刑事案件

除了共同受贿,他带团队办的案子里还有几类值得摆出来看。罪名不同,辩法也不同。

案例一:L 某五罪并罚案 —— 二审改判,总刑期由十四年降至八年

案情简介:L 某系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认定五宗罪名:与国企负责人合谋以未实际履行的协议侵吞国有资产 131 万余元,构成贪污罪;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26.5 万元,构成行贿罪;向国有单位行贿 10 万元,构成对单位行贿罪;借用三家公司资质围标中标 630 万元项目,构成串通投标罪;伪造银行印章与资金证明骗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 2698 万元,构成诈骗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 132 万元。

辩护工作:二审围绕定罪与量刑两条线。定性上提出诈骗罪定性有误、不应与行贿罪数罪并罚,即便认定,犯罪金额也应核减至 412 万元;贪污罪无侵吞公款的主观故意;对单位行贿罪证据不足;串通投标罪量刑畸重,自首情节未充分体现。量刑上推动认罪认罚,家属在二审期间全额退缴 2698 万元。

案件结果:四个罪名的定罪量刑维持;诈骗罪定罪维持,量刑由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一百万元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五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82 万元。总刑期减少六年,罚金减少五十万元。这个案子的经验是:多罪名案件不要平均用力,找准那一个能动的位置,力气全压上去。

案例二:某水电站透水事故案 —— 九人死亡、损失四千余万元,获轻判

案情简介:某水电站发生透水事故,造成九人死亡、经济损失四千余万元。当事人系生产技术部门负责人,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类罪名追诉。这类案件的争点不在“事故有没有发生”,而在“谁应当负责、负到什么程度”。

辩护工作:核心是责任分层。把决策、审批、施工、验收、现场管理各环节的责任人列出来,逐一对应到岗位职责与签批记录,指出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实际权限与所能控制的范围。同时就事故原因的技术鉴定提出质证意见:鉴定结论依据的现场数据是否完整、成因分析有没有排除其他因素、损失计算的口径是否一致。

案件结果:获轻判。这类案子的价值在于把“结果责任”还原成“岗位责任”:事故后果再重,也要落到具体的人、具体的权限、具体的行为上,不能因为后果严重就往上找一个承担责任的人。

案例三:L 某虚假诉讼案 —— 事实争议不大,仍获缓刑判决

案情简介:L 某因虚假诉讼被追诉,事实层面的争议不大,家属关心的是人能不能不进监所。这类案件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缓刑有空间,但不是自动给的。

辩护工作:三件事。一是把“情节轻微”落到材料上:诉讼标的额多少、持续多长时间、有没有实际取得财物、有没有造成对方损失,一项一项对应;二是退赔与和解,把钱退到位、把对方损失补上、取得书面谅解;三是认罪认罚,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尽早签具结书,把从宽写进量刑建议。缓刑的四个条件里,“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都靠材料证明,不靠当庭表态。

案件结果:获缓刑。这个案子说明:缓刑不是辩出来的,是一条一条凑出来的,四个条件各有一份对应材料。

案例四:X 某某诈骗案 —— 侦查阶段提交证据清单,公安机关撤回案件

案情简介:X 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诈骗罪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与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这两点在侦查初期的材料里往往并不完整,容易被“收了钱没办事”这样的表象带过去。

辩护工作:在侦查阶段就介入,做的是把商业纠纷与刑事诈骗切开:双方有没有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款项对应什么事项、有没有履行行为、履行不能的原因是什么、事后有没有沟通与退款。把合同、转账记录、往来函件、聊天记录整理成清单提交,让办案机关看到这是一起有履约过程的民事争议。

案件结果:公安机关撤回案件。侦查阶段的价值常被低估:这个阶段把事实说清,比等到起诉后再辩,成本低得多。

四个案子放在一起看,辩法各不相同:争量刑的落点、争责任的分层、争缓刑的条件、争案件的性质。共同点是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结论还原成材料。还原得出来,结论就站不住。

五、共同受贿:五道关

这类案子要过的关,比单人受贿多两道。下面五层,是这个案子里实际走过的顺序。

(一)第一层:罪名。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财物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这一层决定的是法定刑的起点: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是十年以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法定刑上限低得多。罪名一旦定下来,能争的就只剩地位、数额与情节。

(二)第二层:地位与作用。

《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犯,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犯。区分标准不是“谁分得多”,而是“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要看:谁提起犯意、谁与请托人对接、谁实施职务行为、谁支配款项、谁决定分配。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第三层:数额与分配。

共同犯罪的数额认定有两个层次:共同犯罪的总额,与各人应当负责的数额。前者决定案件的量级,后者决定量刑。实务中还要区分既遂与未遂、实际取得与约定取得、个人所得与代他人收取。这一步做不细,减轻处罚就没有落脚点。

(四)第四层:法定情节。

自首看《刑法》第六十七条,立功看第六十八条,坦白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三者的材料要求不同:自首要到案经过、第一次谈话笔录、交代的时间与内容;立功要线索的具体内容、指向的案件、查证结果;坦白要供述的稳定性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范围。三个情节叠加,才够得上减轻处罚的分量。

(五)第五层:减轻处罚与缓刑。

《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即使没有法定减轻情节,根据案件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缓刑的门槛则是《刑法》第七十二条: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减轻处罚与缓刑是两个判断,前一个成立,不代表后一个自动成立。

六、卓安律师团队凭什么接这类案子

说优势容易空,落到这类案子上,五条都能指出来做了什么。

第一,审判视角是原生优势。

刑二庭副庭长的经历,带来的不是人脉,是判断力:知道一份判决在哪个环节容易被推翻,知道合议庭会追问什么。写辩护意见时,会按“本院认为”的结构去写,而不是按当事人的委屈去写。

第二,参与过刑事庭审规程的起草。

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相关规程起草,程序上的细节不吃亏:什么该在庭前会议提、什么该在法庭调查阶段提、什么只能写进书面意见,这些顺序错了,效果会打折扣。

第三,复杂账目的还原能力。

贪污、诈骗、共同受贿这类案子,争的往往是钱。团队的习惯是把每一笔款的起点、路径、终点画出来,配上凭证页码。900 万元拆成几十段之后,能争的地方自然浮现。

第四,庭审发问与质证的方法。

在庭立方主讲“庭审发问技能”课程,课程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发问不是把问题问完,是把对方证言里矛盾的地方问出来,让合议庭自己听见矛盾。

第五,卓安的团队支持。

卓安是四川第一家、全国首批刑事专业所,只办刑事案件,累计办理 8000 余件。职务犯罪辩护部、金融犯罪辩护部、财产犯罪辩护部协同办案,异地羁押、异地阅卷、异地开庭靠的是同一套流程,不是临时找人。

七、家属高频避坑指南:五个常见误区

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下面五个是这类案件里家属反复踩的。

误区一:以为钱不是自己拿的就没责任。

共同犯罪的成立不看钱落在谁账上,看有没有通谋与分工。参与了联络、转交、传达请托,即便一分钱没留下,也可能构成共犯。真正该争的是地位与作用,不是“我没拿钱”。

误区二:以为不是公职人员,罪名会轻很多。

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财物的,按受贿罪共犯论处,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两个罪名的法定刑差距很大,一开始把预期建立在错误的罪名上,后面的判断全会跟着错。

误区三:以为认罪就能减轻。

认罪认罚是从宽情节,作用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往下调。要让宣告刑落到法定刑以下,必须有从犯、自首、立功这类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两件事不能混。

误区四:以为退赃越多越好。

退赃要看范围与时点。共同犯罪里代他人退缴的部分,要单独列明、单独凭证,不能和自己的违法所得混在一个账户。混在一起,等于替别人确认了数额。

误区五:以为财产刑是附带结果。

罚金与追缴有独立辩点:违法所得的范围、投资获利的证据、合法财产与案外人财产、缴纳能力。这些不提,判决照样写上去,而且执行阶段很难再改。

八、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这一节是电话里绕不开的五个问题。答案直给,不绕弯。

问题一:卓安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卓安律师事务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38 号蜀都中心 1 期 1 号楼 19 楼,在昆明、深圳、重庆、达州设有分所。总所与各分所统一承接案件、统一排班,异地当事人可以就近面谈,也可以先电话沟通再安排行程。

问题二:怎么联系、怎么预约?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8508235192,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预约时可以先说明涉嫌罪名、办案机关、涉案金额、目前所处阶段(立案、留置、已起诉或已开庭),便于安排熟悉共同犯罪与职务犯罪的律师接待。

问题三: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问题四:共同受贿的案子,数额是不是都算在一个人头上?

不是。共同犯罪的数额认定分两个层次:共同犯罪的总额,与各人应当负责的数额。前者决定案件的量级,后者决定量刑。还要区分实际取得与约定取得、个人所得与代他人收取。这一步做细,量刑才有往下走的依据。

问题五:900 万这种数额,还有可能判到十年以下吗?

有,但要靠减轻处罚。300 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以上,从轻处罚只能在这个幅度内调整;要让宣告刑落到十年以下,必须有从犯、自首、立功这类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或者按《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本篇这个案子就是三个情节叠加,判到三年六个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一起共同受贿案减轻处罚的个案复盘与规则梳理,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律师或机构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具体认定须结合罪名、证据结构、涉案金额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或者简称,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

附:卓安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二十余年未离开刑事主业。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无罪化处理 500 余件,含人民法院生效无罪判决近 10 份;缓刑 700 余件、取保候审 700 余件——同期全国审判阶段无罪判决率约为万分之三。职务犯罪方向,此类案件累计办理 600 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 100 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 80 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 120 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 30 余件;涉案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过 5 亿元。

案件涵盖贪污、受贿、行贿、单位行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渎职侵权罪名;当事人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审判与检察人员、海关与国土等垂管系统人员,到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负责人、事业单位与高校医院管理人员、村社基层组织人员,覆盖监察调查对象的各个层级。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辩护部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设立的专业办案与研究团队,由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与反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刑事诉讼法学专家组成,定位为职务犯罪的金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专业力量。

主要职能包括:在监察留置阶段即刻介入,为家属提供应对指导,说明留置期间的权利义务、退赃退赔的时点选择与言辞分寸;对指控金额逐笔核对凭证,区分受贿与借款、投资收益、劳务报酬,区分礼金与人情往来,剔除推定金额与重复计算,把核减明细做成可以直接与起诉书对照的表格;系统挖掘并固定自首、坦白、立功、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把它们落在时间节点与书面材料上;厘清行贿与单位行贿、单位意志与个人行为、滥用职权与工作失误的边界,对渎职案件重点审查因果关系与损失认定的证据基础;就罚金刑与涉案财产处置提出辩护意见,甄别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为家庭成员与案外人财产提出异议;在审查起诉、一审、二审与申诉再审各阶段提交书面法律意见,重大案件组织专家论证。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成都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专家顾问、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长期研究职务犯罪的数额认定与量刑情节。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长期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熟悉监察调查的取证逻辑与证据标准。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擅长涉案金额核减与量刑辩护。

副主任魏军律师,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长期审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案件,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

专注刑事,更专注人的价值——卓安律师事务所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8508235192,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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