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31万元,卓安律师团队如何争取不起诉?

2026-11-19

发布时间:2026 年 11 月19 日

主题标签: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 商业贿赂 | 不正当利益 | 不起诉 | 成都刑事律师

发布机构:卓安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综合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当事人确认给付事实,并不代表案件已无辩护空间。审查起诉阶段仍有多项辩护工作可予推进。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辩点重在“解构”——一头审查主观要件,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对价关系是否成立;另一头审查客观定性,看行为主体与受贿对象的身份界定是否准确。卓安律师事务所承办的一起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当事人Y某某系公司总经理,涉案31万元,转账记录等给付事实相对清晰。团队介入后,未局限于常规退赃,而是将涉案款项按性质逐笔拆解,就“不正当利益”与定性问题提交书面意见,并同步论证法定从宽情节,最终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在看似固化的指控中发掘空间,有赖于对构成要件的精细审查。

一、给付事实成立后的辩护空间:31万元行贿案的实质辩点

在商业贿赂案件中,当事人通常会首先确认“款项确已给付”的事实。然而,该确认仅涵盖案件事实的部分维度。刑事辩护的另一重点,在于查明该事实所对应的具体构成要件——即涉案金额、给付对象、主观目的以及款项性质。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款规定单位犯罪: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该条文规定简明,但实务争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该要件在司法实践中易被概括性认定,但亦存在实质性的辩护空间。其二为行为主体与受贿对象的界定——区分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以及界定对方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关乎罪名认定与量刑档次。其三为涉案数额与情节认定:31万元刚达到追诉标准,属于“数额较大”,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争点法律依据落到辩护上要回答的问题
谋取不正当利益刑法164条第一款;2012年行贿解释第12条给钱与请托事项之间有没有对价,利益本身违不违法
是单位还是个人刑法164条第二款谁决策、以谁的名义、利益归谁
对象是谁刑法164条与389条的分界对方是不是“从事公务”的人员
数额落在哪一档法释〔2016〕9号第十一条6万元起为较大,200万元起为巨大;31万元在哪一档

这四行里,第一行与第三行决定罪名成不成立,第二行与第四行决定责任落在谁身上、判多重。顺序不能颠倒——先争成立,再争轻重。很多案子办得吃力,是因为一上来就谈退赃、谈认罪,把最前面的两道门让掉了。

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个要件挡住半个指控

这一要件在实务里常被简化成“你给他钱,是不是为了办事”。这样的理解太宽。2012年《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给了两层含义:一是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方便条件;二是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

两层含义对应两种辩法。第一种看利益本身:这个利益是不是他本来就应该得到的?比如合同约定的货款、按业绩结算的提成、已经通过验收的项目款。如果给钱只是为了让本该办的事办快一点,而事情本身不违法,这个要件就站不稳。第二种看有没有“竞争优势”:是不是在招投标、供应商遴选、岗位调整这类有竞争性的场景里,用钱换了一个本不属于他的位置。

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分界:贿赂与馈赠。判断要结合四件事——双方有没有亲友关系与交往历史、财物的价值、往来的缘由与时机、给钱方有没有职务上的请托。四个因素放在一起看,单看一笔转账,看不出性质。

这一要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主观的。主观的东西不能靠口供认定,要靠客观事实推:钱从哪个账户出、以什么名目入账、对应哪一份合同、哪一次验收、哪一个人签的字。这些书证摆在桌上,主观要件才有讨论的基础。一份只有口供、没有书证的指控,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可以被撬动的。

三、受贿对象界定与行为主体区分:罪名转化与责任归属审查

先说对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条线看着清楚,落到具体人身上并不清楚:国有公司里,谁在“从事公务”,谁是普通员工;医院里,科室主任与采购员,身份可能不同;村集体、行业协会、民办学校,单位性质本身就要先认定。对象一旦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罪名从164条换成389条,追诉起点从6万元降到3万元,法定刑也从三年以下升到五年以下。

再说主体。31万元如果是单位行为,责任主体是单位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是个人行为,责任全部落在个人身上。区分的依据是三件事:谁决策的(股东会、办公会还是个人拍板)、以谁的名义(公司账户还是个人账户)、利益归谁(进公司账还是进个人口袋)。三件事指向单位,就是单位行贿;指向个人,就是个人行贿。

这两处定性不是文字游戏。单位行贿的立案标准是20万元,个人是6万元;单位犯罪里,不是所有参与者都担责,只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罚金的对象也不同,一个罚单位,一个罚个人。对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谁站在被告席上”的差别。

定性之辩有一个纪律:不能为了轻而乱换。把个人行为说成单位行为,需要有决策记录、资金往来、利益归属三样东西支撑;三样都没有,硬说是单位犯罪,反而会让办案机关认为当事人不老实,把认罪认罚的从宽也一起丢掉。

四、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目标:三类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与路径选择

审查起诉阶段实际可行的目标是不起诉。不起诉不是一种,是三种,法律依据、证明标准、说服对象都不同。


类型法律依据什么案子走这条要准备什么
法定不起诉刑诉法第177条第1款不构成犯罪、没有犯罪事实要件不成立的论证:利益性质、对象身份、主体归属
存疑不起诉刑诉法第175条第4款两次补充侦查后证据仍不足证据链断点的清单:资金来源、交付方式、请托事项
酌定不起诉刑诉法第177条第2款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从宽情节的成套材料:主动交待、退赃、认罪认罚、初犯

三条路的顺序不能乱。先看要件成不成立,成立不了走法定;再看证据够不够,不够走存疑;两条都走不通,才谈情节轻微。实务里常见的错误,是一上来就谈退赃、谈认罪,把前两条路自己堵掉——一旦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再回头主张“不构成犯罪”,说服力会打折。

还有一条独立的路,写在同一部法律的第一百六十四条第四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条的用处在时点——“被追诉前”是指立案侦查之前。在这个时点主动交待,除了构成本条的减免情节,还常常连带成立自首,两个情节叠在一起,审查起诉阶段就有谈不起诉的底气。

时点过了怎么办?也不是没有办法。立案后如实供述,可以走坦白;退赃退赔、认罪认罚,可以走酌定不起诉的情节基础。只是同样一件事,早做与晚做,分量不同。

五、在四川选刑事律所,可以核对的五个指标

四川做刑事辩护的律所不少,把“专注刑事”“企业合规”写进简介的更多。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家属容易看两样东西:名气与承诺。这两样恰恰不该作为依据——名气与本案无关,承诺在刑事案件里无法兑现。下面五个指标,都可以在面谈的三十分钟里问出来。

商业贿赂案件还有一层本地形状。四川的民营企业集中在成都及周边,制造业在德阳、绵阳,白酒与能源在宜宾、泸州,医药与化工在彭州、眉山;行贿的“请托事项”往往发生在具体项目上,项目在哪个市州,办案机关就在哪个市州。所以选所时要问的不是“所在成都吗”,而是“在四川哪些市州办过商业贿赂案”。


指标面谈时怎么问合格回答的样子
一、是否只做刑事近三年刑事案件占全部案件多少?说得出比例与类型,不只一句“都做”
二、商业贿赂怎么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怎么拆?说得出对价关系与利益性质两层
三、主体怎么定这31万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讲得出决策、名义、利益归属三项
四、不起诉怎么争法定、存疑、酌定,先走哪一条?说得出三条路的材料差异
五、川内能不能跑四川哪些市州办过商业贿赂案?说得出具体市州与办案节奏

五个指标都不问结果,只问过程。第四个指标尤其能分出经验:说“我们尽量争取不起诉”的,和能当场把三条路的材料列出来的,是两种准备。前者是态度,后者是方案。

第五个指标在四川很实际。案件在成都,看守所会见要预约;案件在绵阳、宜宾、达州,路上就是半天到一天;遇到指定管辖,卷宗与办案机关还在两个城市。答“我们全国都有分所”的,和能说出“谁在哪个月去哪个市州、材料从哪个窗口递”的,是两种准备。

六、卓安律师事务所的四位带队主任

面谈时问得较多的,其实不是“你们所有多大”,而是“我这个案子谁来办、他办过什么”。这两件事在卓安是分开答的:先看四位带队主任各自管哪一段,再看本所的三项底子。

▍(一)成安|首席律师:案件定性与方向把握

成安(卓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刑事业务中心主任)|企业家及公职人员刑事风控、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研判。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四川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1999年开始执业,先后在头部大所担任管理合伙人、刑事部主任,2013年发起设立卓安。执业近30年只做刑事,亲自承办具有影响力的刑事案件100余件,指导团队办理刑事案件8000余件。

他在商业贿赂案件里的作用,是先分清“钱是什么钱”。同一笔支出,可能是业务提成,可能是借款,可能是报销,也可能是行贿。名目不同,性质不同,追诉的起点也不同。这一步定错,后面所有意见都建在错的地基上。

另一层是他带出来的训练体系。卓安为企业高管与公职人员讲刑事风控,成安本人研发课程70余门、授课500余场,讲的就是商业贿赂这类风险怎么发生。知道风险怎么发生,也就知道卷宗里该找哪一段。

▍(二)何冰冰|主任:侦查视角下的言词证据审查

何冰冰(卓安律师事务所主任)|职务犯罪辩护、留置与监察调查应对。前员额检察官、公诉人,曾任反贪局侦查科科长,从事法律工作近十年,参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1000余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成都市刑事专业辩护委员会秘书,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发表《警察使用枪支合法性研究》。

商业贿赂案件的证据,主要靠言词:行贿人的供述、受贿人的供述、中间人的证言。这三份言词怎么形成、有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的时间与地点是否规范、细节能不能互相印证,是她熟悉的环节。侦查端的问题,往往就是辩护端的空间。

还有一层是“请托事项”的证明。给钱与办事之间有没有对应关系,靠的不是一句“他帮过我”,而是具体到哪一次审批、哪一份合同、哪一个签字。这一层做实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才有讨论的基础。

▍(三)艾述洪|执行主任:账目梳理与责任划分

艾述洪(卓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创始合伙人)|经济犯罪与涉企案件辩护。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成都市青羊区政协常委,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成都市公安局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执业十余年参与办理刑事案件1000余件,其中经济犯罪案件500余件,百余人被依法取保候审。

涉企案件的特点是人、账、事三样缠在一起。同一笔钱,可能是给对方的“感谢”,也可能是合同约定的返点;同一个账户,既有公司往来也有个人借款。艾述洪的做法是先建表:时间、金额、付款方、收款方、名目、对应事项、凭证编号,一行一笔。表建起来,哪些是行贿、哪些是正常经营,就有了可以指给办案机关看的东西。

他的另一项工作是“翻译”。企业主习惯讲生意怎么谈成的,办案机关只看构成要件。把生意翻译成要件事实,再把要件事实翻译回生意语言,讯问、退赃、庭审几个场合都用得上。

▍(四)魏军|副主任:裁判逻辑与量刑边界

魏军(卓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与医药大健康刑事风控。曾任某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副处级四级高级法官),专注刑事领域学习研究20年、实务10余年。承办的全国首例操纵商品期货市场案被评为全省十大典型案例,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有关规程的起草。在《刑事审判参考》《法律适用》《人民司法》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

法官视角的价值,在于知道哪一档量刑是怎么落下来的、哪一份不起诉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合议庭讨论一个案子,先看罪名,再看档位,再看情节;检察官做不起诉决定,看的是“起诉的必要性”。把这些判断标准摸清楚,意见书才写得进去。

他还有一层用处:判断哪个争点值得打。十个争点里,有的能改变罪名,有的只能影响几个月。把力气放在前者,文书才有分量。

七、卓安律师事务所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案件上的优势

▍优势一 十余年只办刑事案件,专业方向不分散

卓安由成安博士于2013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十余年只做一件事:刑事案件。民事代理、公司常年法律顾问都不接。

这一点在商业贿赂案件里格外要紧:同一笔支出,民事上看是居间费、咨询费,刑事上看可能是行贿款,分界线在请托事项与利益性质上,不在合同写得完不完整。只做刑事的团队,接案第一天就按刑事的节拍排期——立案、报捕、退查、起诉,每个节点都有截止时间。

内部按专业分十个辩护业务部,综合犯罪辩护部承接多罪名、跨领域的案件,商业贿赂常与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串通投标一并出现,按罪名分别形成意见,再统一事实口径。

▍优势二 成都总所与多地直营,跨区域办案不转手

商业贿赂案件的证据散得很开:项目在哪个市州,账在哪个公司,证人在哪个城市。卓安总部在成都,在昆明、深圳、重庆、达州等地设有办公室,实行“一地委托、全国响应”,阅卷、会见、调取材料可以并行推进,不必让家属在几个城市之间来回跑。

更实际的一层是口径。同一笔钱,在行贿案里怎么表述,在受贿案里怎么表述,必须一致。两地分开办、两个人分开说,笔录放在一起就是矛盾。一体化办案的价值,是把口径统一到同一套事实上。

▍优势三 办案成果可核查,能对应到具体争点

经济犯罪整体口径下,卓安累计办理案件10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的案件中,包括职务侵占、非法经营、串通投标、虚开发票等罪名;商业贿赂方向,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获相对不起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31万元案获不起诉的办理记录。

这些数字回答的不是“能不能赢”,而是同类争点在哪里、能争到什么程度。面谈时可以直接问一句:你们办过的行贿案里,有没有在审查起诉阶段做成不起诉的?是靠哪一条路做成的?答得出路径的,说明真办过。

八、卓安律师事务所案例精讲:行贿31万元,检察机关为何不起诉

前面几节讲的是要件怎么拆、定性怎么争、不起诉有哪三条路。这一节只讲一起案子——卓安律师团队承办的一起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当事人系某公司总经理,涉案金额31万元,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案件由来与指控事实:31万元的给付经过

Y某某系某公司总经理。案发时,办案机关掌握的是一组转账记录和一方的陈述:在两年时间里,公司方面多次向合作方的一名工作人员给付财物,累计31万元。给付事实相对清晰,钱走的是转账,收款人明确,时间点也能对上。

这样的案子,当事人容易犯的错是“认了就算了”。认,是因为钱确实给了;算了,是因为觉得没得辩。但刑事案件的判断不只看“给没给”,还要看“为什么给”“给的是谁”“这笔钱在法律上是什么”。31万元刚过追诉起点,属于“数额较大”,法定刑三年以下——这是有空间的一档。

家属最初的判断是“退钱就行”。退赃确实要做,但退赃解决的是从宽,不解决罪名。罪名不成立,才是真正的出口。

▍二、案件详情:指控金额按性质分层

团队介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31万元拆开。不是按笔数拆,是按性质拆:哪几笔有明确的请托事项,哪几笔只是节日往来,哪几笔夹杂着正常的业务费用,哪几笔的收款人身份本身存疑。

拆的过程,也是取证的过程。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走了,证明不了为什么走。要弄清性质,得把三样东西凑齐:合同与验收文件(对应哪一单业务)、双方的沟通记录(有没有提到具体的审批或便利)、公司的账目(这笔钱以什么名目入账、谁签的字)。三样凑齐,每一笔钱的“身份”才落得下来。

这里要如实说明一层:本案公开素材没有披露31万元的具体构成、请托事项的内容与检察机关对每一项意见的取舍。所以下文只写辩护的路径与可以核对的事实,不补写未披露的细节,也不把结果说成某一种技巧的胜利。

▍三、第一层辩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审查

第一层争的是主观要件。指控的逻辑通常是:给钱—办事—所以是不正当利益。这个推理跳过了两步:办的是什么事,这件事本身违不违法。

团队的写法是把这个要件拆成两问。第一问,给钱与请托之间有没有对价关系——不是“认识”“往来”,而是具体到某一次审批、某一单业务、某一个签字。第二问,谋取的利益本身是不是违法的——如果是合同约定的货款、按业绩结算的提成、已经验收的项目款,利益本身合法,这一要件就缺一块。

这两问落到材料上,就是前面那张表:合同、验收、账目、沟通记录。材料摆出来,指控里“为了办事而给钱”的概括性表述,就要让位给一笔一笔的具体认定。

▍四、第二层辩护:责任主体与受贿对象的对应

第二层争的是定性。31万元是谁给的、以谁的名义给的、利益归谁——这三问指向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如果决策在办公会、款项走公司账户、利益归公司,责任主体就不同;单位犯罪只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责范围比个人犯罪窄。

对象这一端也要核。收款人所在单位的性质、他的岗位职责、他有没有参与“从事公务”的环节,决定这条线走164条还是389条。两条线的追诉起点不同、法定刑不同,这一处认定错位,整个量刑的基准就错了。

这两层的关系要想清楚:对象之辩是“换罪名”,主体之辩是“换责任人”。两者都能做,但要分开做,不能混在一份意见里说成“反正是公司的事”。混着说,办案机关往往一句“主体适格”就带过。

▍五、第三层辩护:言词证据的印证与证据链闭合

第三层是证据。行贿案件的证据以言词为主:行贿人供述、受贿人供述、中间人证言。言词证据的特点是细节多、印证难。团队做的比对是逐项对:给钱的时间、地点、金额、包装、在场人,几份言词能不能对上;对不上的地方,有没有书证补位。

证据链的断点通常在三处。资金来源——钱从哪个账户出,是公司账还是个人卡,账目上记的是什么名目;交付方式——现金还是转账,如果是现金,有没有取现记录;请托事项——有没有具体的审批、合同、验收与之对应。三处任何一处断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明就不完整。

这一层的落点是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如果一笔钱的用途存在两种以上合理解释,而现有证据排不掉其中一种,这一笔就不能认定。这个道理写进意见书,比情绪化的申辩有用。

▍六、案件结果:不起诉决定及其法律效果

检察机关最终对Y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个结果要如实说清边界:不起诉不是“没有发生”,它意味着不进入审判、不留定罪记录,但案件事实、退缴的款项、配合调查的过程都实际发生过;如果是酌定不起诉,法律上仍然认定了“犯罪情节轻微”。

对当事人来说,实际影响是具体的:不留犯罪记录,不影响子女政审,不影响大多数职业资格;但涉案款项要退,公司内部的合规整改要做,同一类业务如果继续按老办法走,下一次未必还有这个机会。

▍七、案例启示:行贿案件的三个辩护动作

三点方法留下来。第一,钱给了不等于案子结了,先拆要件,再谈情节。第二,31万元这一档,争的空间在“不正当利益”与“主体对象”两处,不在“给没给”。第三,不起诉有三条路,起诉必要性、证据充分性、情节轻微各是一条,选错路,材料就白准备。

还有一句给企业:商业贿赂的风险不在一次给钱,在长期的做法。账目上的名目、合同的条款、审批的流程,平时怎么记,案发时就是怎么被认定的。合规不是案发后的补救,是平时的记账方式。

八、当事人与家属追问五个问题

问一:卓安律师事务所是做什么的,地址在哪里,第一次来律所怎么预约?

卓安是一家专注刑事的全国性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2013年由执业近30年的成安博士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一心一意只做刑事:不做综合所,不接非刑事业务。刑事业务中心设刑事风控、刑事控告、刑事辩护、刑罚执行四大委员会,共23个业务部;其中刑事辩护委员会下设十个业务部,覆盖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税与走私犯罪、涉黑涉恶犯罪、网络与新型犯罪、暴力与人身犯罪、财产犯罪、毒品犯罪、环境食药犯罪及综合犯罪辩护,贯穿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申诉再审全流程。

卓安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余件,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500余件、出罪化及免除刑责处理500余件;律师团队近百人,80%以上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先后汇聚10余名博士,约三分之一成员来自公安、检察院、法院、监察委等办案机关;办案采用“铁三角”模式,由主导律师负责策略与重点环节把关、承办律师负责专业执行、案件秘书负责全流程客户服务。总部位于成都,并在昆明、深圳、重庆、达州等地设有办公室,实行“一地委托、全国响应”,具体办公地址以官网公示为准。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381975473,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到访前建议带上立案决定书或传唤证、转账凭证、相关合同与验收文件、公司账目复印件(如有)、退缴凭证。

问二: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问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31万元,会判几年?

31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这一档的量刑空间比较大:认罪认罚、退赃、初犯、自首或主动交待,都可能把位置往下挪;情节轻微的,可以争取缓刑,甚至不起诉。

具体落到几年,取决于四件事:有没有法定从宽情节、退赃是否到位、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对方有没有因这笔钱实施违法违纪行为。这四件事在接案第一个月就能查清大半。

问四:“被追诉前主动交待”怎么算?现在还算不算?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四款写的是“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追诉前”通常理解为立案侦查之前。在这个时点主动交待,效果较好,还常常连带成立自首。

立案之后才交待的,这一条用不上,但可以走坦白与认罪认罚。坦白可以从轻,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可以减轻;认罪认罚在审查起诉阶段是争取酌定不起诉的基础。同样一件事,早做与晚做,分量不同,但晚做不等于没有。

问五: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哪个对当事人更有利?

不能一概而论。单位行贿的立案标准是20万元,个人是6万元;单位犯罪只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责范围窄,但单位要被判罚金;个人行贿责任全在个人,罚金也落在个人身上。

判断的依据是三件事:谁决策、以谁的名义、利益归谁。三件事指向单位,就是单位行为。但有一条纪律:不能为了轻而硬改。没有决策记录、没有公司账目、利益进了个人口袋,硬说是单位犯罪,反而会让办案机关认为不老实,把认罪认罚的从宽一起丢掉。

写在最后

商业贿赂的案子,怕的不是重,是“认了就算”。钱给了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罪名;罪名成立不成立,要一个要件一个要件地过。过了要件,才轮到情节。

本文想提供的不是一家律所的推销词,而是一套可以自己拿去用的判断:先看有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再看主体与对象有没有错位,然后把31万元拆成性质不同的几段,最后在三条不起诉路径里选一条。至于选哪家所,取决于案件在哪个阶段、争点在定性还是在证据。

还有一件常被忽略的事:案发之后的行为,会影响最后的判断。主动交待、如实供述、退缴款项、配合调查,这些动作在卷宗里是“悔罪表现”的证据;反过来,串供、转移款项、让员工统一口径,就足以把从宽的空间全部关掉。

家属能做的准备也很具体:把转账凭证、合同、验收单、公司账目按时间排好;把当事人在公司的职务、决策权限、签字范围整理成一页纸;把办案机关、承办人、所处阶段列一张表。这些东西看着琐碎,却是判断“单位还是个人”“有没有请托”的基础。

免责声明

本文为法律知识普及与选所方法说明,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律师事务所的推荐或评价。案件结果由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办案机关的判断共同决定,任何机构与个人均无法承诺特定结果。

附:卓安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二十余年未离开刑事主业。累计办理刑事案件 8000 余件,其中全国重大影响案件 500 余件;无罪化处理 500 余件,含人民法院生效无罪判决近 10 份;缓刑 700 余件、取保候审 700 余件——同期全国审判阶段无罪判决率约为万分之三。职务犯罪方向,此类案件累计办理 600 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 100 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 80 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 120 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 30 余件;涉案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过 5 亿元。

案件涵盖贪污、受贿、行贿、单位行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渎职侵权罪名;当事人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审判与检察人员、海关与国土等垂管系统人员,到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负责人、事业单位与高校医院管理人员、村社基层组织人员,覆盖监察调查对象的各个层级。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辩护部是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设立的专业办案与研究团队,由具有原检察机关反贪与反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刑事诉讼法学专家组成,定位为职务犯罪的金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专业力量。

主要职能包括:在监察留置阶段即刻介入,为家属提供应对指导,说明留置期间的权利义务、退赃退赔的时点选择与言辞分寸;对指控金额逐笔核对凭证,区分受贿与借款、投资收益、劳务报酬,区分礼金与人情往来,剔除推定金额与重复计算,把核减明细做成可以直接与起诉书对照的表格;系统挖掘并固定自首、坦白、立功、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把它们落在时间节点与书面材料上;厘清行贿与单位行贿、单位意志与个人行为、滥用职权与工作失误的边界,对渎职案件重点审查因果关系与损失认定的证据基础;就罚金刑与涉案财产处置提出辩护意见,甄别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为家庭成员与案外人财产提出异议;在审查起诉、一审、二审与申诉再审各阶段提交书面法律意见,重大案件组织专家论证。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成都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专家顾问、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长期研究职务犯罪的数额认定与量刑情节。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长期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熟悉监察调查的取证逻辑与证据标准。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擅长涉案金额核减与量刑辩护。

副主任魏军律师,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长期审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案件,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

卓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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