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被控受贿九百多万,数额特别巨大,还有降档的空间吗?卓安吴亮律师解读


主题标签: 职务犯罪|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减轻处罚|自首认定|退赃|重庆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20日
发布机构: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受贿九百万,落在「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档,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一档里,「从轻」能做的很有限——它只能在十年以上往下挪一点;真正能把人从这一档里拉出来的,只有「减轻」。
减轻的入口是法定的:自首、立功、重大立功,以及坦白并避免特别严重后果。退赃与认罪认罚不是减轻事由,是从宽情节——它们决定不了能不能出档,但决定了出档之后还能往下走多少,也决定了财产刑的落点。
吴亮律师办理的这起案件,受贿九百余万元,辩护围绕数额核减、自首认定与全额退赃展开,法院采纳减轻处罚的意见,刑期落到下一档。吴亮律师是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在重庆检察机关办批捕、起诉十年,经手刑事案件两千余件。
一、吴亮律师是谁

吴亮,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转任律师之前,他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两千余件(按律所结案归档数量统计)。这段经历留下的不是人际资源,而是两项判断力:一是清楚一份案卷在检察机关如何被审查,哪些证据属于定罪的关键支撑、哪些仅起补强作用、哪一处矛盾会使承办人犹豫;二是熟悉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的取舍标准,何种情形会捕、何种情形可以不捕、何种情形会考虑减轻。落到受贿案上,后者价值更高。
其执业方向为涉企犯罪辩护、职务犯罪辩护与刑民交叉案件。在职务犯罪领域,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案、单位行贿案,亦办理过行贿金额三百余万元由五年改判三年的案件。现兼任重庆市律师协会企业合规与风险控制专委会副主任、重庆市企业合规促进会副秘书长、理事,2025年度获评年度优秀律师。
合规与辩护看似相反,实则互补:合规从制度中找漏洞,辩护从凭证中找依据,落点同为一项事实——一笔钱在账上是什么名目、由谁决定、归谁所有。受贿案中这三问尤为关键:款项是否借款、分红是否为投资对价、往来是否属人情,答案在凭证里,不在口供里。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只做刑事,以职务犯罪与涉企刑事案件为固定方向,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这一取舍在受贿案中有实际意义:此类争点横跨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前几个月的动作决定后面数年的空间。
二、重庆职务犯罪案件的现实情况
受贿案件各地都有,但放在重庆的办案节奏与量刑尺度里,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它们决定了九百万这样的案子会往哪个方向走,也决定了辩护该先做哪一步。
(1)九百万这个量级,起点就在十年。
受贿三百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九百万落在这一档的中段,意味着两件事:一是不存在「判三年缓刑四年」这种空间,除非有法定的减轻事由;二是这一档里从十年到无期,跨度极大,从轻的幅度再大,也很难让人感觉到「轻」。这就是为什么这类案件的辩护,第一步不是求情,是找那道可以出档的门。
(2)认罪认罚适用普遍,但「认了」不产生降档。
重庆各基层法院的认罪认罚适用率不低,程序上也很成熟:具结书、量刑建议、庭审简化。但认罪认罚的法律效果是「从宽处理」,不是「减轻处罚」。它能在既定的量刑档次里往下走,走不出这一档。很多家属把「签了具结书」当成「事情定了」,实际上签完之后,量刑建议落在哪一格,仍然取决于数额与法定情节。
(3)退赃的时点,比退多少更影响评价。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把「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写成了一个独立的情节,时点卡在提起公诉之前。这不是形式要求:移送起诉前退缴,是主动弥补;庭审中再退,是迫于形势。同样一笔钱,时点不同,法院在评价悔罪程度时的分量也不同。留置阶段家属能做的事里,把钱准备好、把来源理清,是少数几件既有用又不添乱的事。
(4)区县法院的量刑,靠类案说话。
重庆的职务犯罪案件多由区县监察机关办理,移送到对应的区县检察院、法院。綦江、渝北、江津、永川,各家对同类案件的量刑习惯不完全一样:同样九百万、同样认定自首,判七年、八年还是九年,与本地类案的分布有关。减轻的意见要落地,光讲法条不够,得拿出一批可比案例,说明「减轻之后大概落在哪一格」——这是本地团队才做得出的功课。
这四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在重庆办九百万的受贿案,争的不是「有没有收」,而是数额能不能核减、有没有法定的减轻事由、以及减轻之后的落点怎么论证。三件事有先后:数额决定档位,情节决定能不能出档,落点决定出档之后站在哪里。
三、案件详情:九百余万,一堆钱,三处争点
当事人文某某,原在某单位任职。起诉书指控其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多名请托人在业务承揽、审批协调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九百余万元。
九百余万这个数字,在受贿案里通常不是「一笔」,是「一堆」。这类指控往往由十几笔到数十笔构成,跨若干年度,形态包括现金、转账、购物卡、装修、借款、干股与分红。每一笔都要过三道关:请托事项是否具体、职务行为是否对应、款项交付与去向是否有其他证据印证。三关全过的笔数,争不动;有一关含糊的笔数,就是核减的空间。
本案的争点集中在三处:数额能不能核减、自首能不能认定、减轻能不能落到「十年以下」。这三处不是并列的,是有顺序的——数额决定档位,自首决定能不能出档,退赃与认罪认罚决定出档之后的落点。顺序错了,力气就白花:先把落点算得再细,档位没下来,也是在十年以上里面挑数字。
团队介入后看到的第一份材料是起诉意见书。九百万的指控,几十页,一笔一笔列下来,每笔后面跟着请托人、时间、金额、事由。团队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意见,是把这几十笔摊开,按「请托事项—职务行为—款项交付—资金去向」四栏做成一张表,逐笔标上证据状况:有书证印证的、只有言词证据的、金额计算可能重复的、性质可能不是受贿的。这张表决定了后面所有的动作。
说明一句:本案的裁判文书未在公开渠道发布,本文不列案号,也不对具体刑期作转述,只就量刑档次的变动与辩护路径作复盘;当事人姓名按惯例作匿名处理。这样处理不是回避,是因为脱离了文书原文去复述数字,容易失真。
处理结果:法院认定受贿罪成立,数额属「数额特别巨大」;采纳辩护意见,认定其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减轻处罚,刑期在「十年以下」确定;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四、卓安吴亮律师辩护工作:五步,把「出档」这件事做实
这起案件的辩护可以拆成五步。第一步把档位钉死,第二步把数额往下压,第三步把自首的事实基础铺出来,第四步把退赃的时点卡住,第五步把减轻的落点算成一道算术。五步的顺序不能颠倒,因为每一步的结论都是下一步的前提。
(一)第一步:先把档位钉死,再谈别的。
九百万对应的是「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个档位是硬的,争不动,也不该去争——在数额没有核减到三百万以下之前,任何「请求从轻判处三年」的意见都只会让承办人觉得不专业。团队在这一步做的事,是把档位、法定最低刑、以及「减轻之后可以落到哪一格」写在纸上,让家属先明白:这场辩护的目标不是「少判两年」,是「换一个计算区间」。
(二)第二步:逐笔核减,把不是受贿的钱从总额里分出来。
九百万的盘子,核减的空间通常在四类地方。第一类是借款:有借条、有还款记录、有资金往来的连续性,与「以借为名」的受贿只差一层证据,差的就是罪与非罪。第二类是投资与分红:请托人给的干股、按比例分得的利润,如果确有出资、确有经营、确有风险承担,性质就不同于受贿;如果没有出资、只分红、还约定保本,那就是受贿。第三类是人情往来:婚丧嫁娶、节日红包,金额、时机、双方关系、是否有请托事项,四项一起看。第四类是重复计算:同一笔钱在行贿人账上算一次、在受贿人账上又算一次,或者把孳息、代付费用重复计入。
每一类都要靠凭证说话,不靠陈述。团队的做法是把银行流水、会计凭证、合同、借条、工商档案按时间排成一条线,再与请托事项逐一对照:钱在请托之前还是之后到账、金额与项目规模是否匹配、收款账户与项目主体有没有关联。核减不是「砍价」,是把每一笔的性质说清楚;说清楚一笔,总额就下来一点,档位才有松动的可能。
(三)第三步:还原到案经过,把自首的事实基础铺出来。
自首有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受贿案里的自首,多数不是「自己走进办案机关」这么标准的样子——有的是接到电话通知后到案,有的是单位通知后由人陪同前往,有的是在谈话过程中被留下。这些形态能不能算自动投案,取决于一个细节:到案时,办案机关有没有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你对自己要去做什么是否知情。
团队在这一步做的,是把到案经过还原到「谁打的电话、说了什么、几点到的、进门之后先谈了什么」这个颗粒度,再用《到案经过说明》《谈话笔录》《立案决定书》三份材料互相对照。与此同时也把「交代的范围」划出来:哪几笔是办案机关此前已经掌握的,哪几笔是当事人主动说出来的。掌握与未掌握的分界,决定自首的范围;范围划大了会被整体否定,划小了浪费情节。
(四)第四步:把退赃卡在提起公诉之前。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把「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单列为一个情节,时点写得很清楚。团队在留置阶段就与家属把这件事排好:涉案财物的范围怎么界定、哪些是合法财产、退缴的钱从哪里来、缴款凭证怎么开。钱要提前准备好,但不动——什么时候缴、缴多少、以谁的名义缴,都要与辩护节奏配合。
这一步常见的错误是「先退了再说」。退得太早、退得不明不白,可能把还没查清的钱默认成受贿所得;退得太晚,错过提起公诉前这个时点,悔罪的评价就打折。正确的做法是先核清范围,再一次性足额退缴,把缴款凭证、财物清单、家属说明一并留存,作为「积极退赃」的书面支撑。
(五)第五步:把「减轻」的落点写成一道算术,配类案。
量刑意见的核心不是形容词,是算术:九百万对应十年以上;有法定减轻情节,依《刑法》第六十三条,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在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也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在这个区间里,再叠加全额退赃、认罪认罚、坦白等从宽情节,确定具体刑期;最后处理罚金与追缴。
算术写完,还要配类案。团队检索了本地与外地同类案件的判决,按「数额区间、减轻事由、退赃情况」三个维度筛出可比样本,做成一张简表附在意见后面。这一步的意义在于给承办人一个可以直接引用的理由:不是「请从轻」,而是「依法应当减轻,减轻后在下一档内,同类案件的落点在几年到几年之间」。减轻的意见能不能被采纳,往往就差这一层支撑。
五步做完,能争的东西才摆到桌面上:数额有没有水分、自首能不能认定、退赃的时点对不对、减轻的落点算得准不准。四项都不承诺结果,但每一项都要有对应的材料。这四项里,前三项决定有没有资格出档,第四项决定出档之后站在哪里。
五、案件结果:从「十年以上」到下一档
法院认定受贿罪成立,数额属「数额特别巨大」;认定其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减轻处罚;结合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在十年以下确定刑期;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这个结果的关键不在具体数字,在「档次变了」——刑期的计算区间从十年以上,换成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把这件事讲透,要回到《刑法》第六十三条: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不是「少判一点」,是「换一档再判」。九百万的案子,如果在十年以上这一档里从轻,能争的是十年、十一年还是十二年;减轻之后,能争的是六年、七年还是八年。这是两个数量级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减轻」与「从轻」必须分开讲。从轻是在法定刑幅度以内往下判,减轻是在法定刑幅度以下判。很多家属听到「可以从轻处罚」就以为事情有转机,实际上从轻只影响这一档里的位置,不影响档位本身。而减轻的门槛高得多:必须是法定的减轻事由,自首、立功、重大立功,或者坦白并避免特别严重后果。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件的辩护重心,往往压在一个看起来很小的细节上——到案经过是怎么写的。
边界同样要说清楚。第一,罪名成立,案底在。第二,减轻不等于缓刑:刑期落到十年以下,只是进入了可以讨论缓刑的刑期范围,是否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那四项条件,还要看情节的整体评价,而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适用缓刑极为谨慎。第三,罚金与追缴是并行的两项,退赃不等于罚金,家属在做预算时要把这两笔分开算。
还有一层值得说:减轻的认定,很少是在庭上争出来的。到案经过、退赃凭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这三样东西在案件移送审判时基本已经定型;庭上能做的是把它们组织成一条完整的论证,而不是凭空造出情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类案件要早介入——等到开庭,能改变的东西已经很少了。
六、规则是怎么写的:档次、减轻与退赃
把规则讲清楚,家属才知道该问什么,也才知道卷宗里哪几页值得花时间核。这一节按「罪名—档次—减轻—自首—退赃—财产刑」的顺序展开。
(一)受贿罪的构成。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三个要素:身份、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处。九百万的指控,每一笔都要落到这三要素上,缺一处就是辩点。
(二)数额三档与法定刑。
依《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属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属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百万元以上的,属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九百万,落在第三档。
(三)「减轻」到底减在哪里。
《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这句话包含两层:一是必须低于法定最低刑,二是如果有多个量刑幅度,只能下到相邻的那一档,不能连跳。九百万的案子,减轻的落点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不会直接跳到三年以下。
(四)自首的两个要件与两种形态。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留置案件里的自首,多数落在第一款的边缘形态上——电话通知到案、单位通知后前往、谈话过程中如实交代,能不能算「自动投案」,看的是到案时的主观状态与客观情形。
(五)坦白与「避免特别严重后果」。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这是没有自首时的一条备用通道,但门槛在「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受贿案里要论证这一点,需要有具体的、可归因于供述的损害避免事实,难度不小。
(六)提起公诉前的退赃。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九百万属于第三项,所以这一条给的是「可以从轻」,不是减轻。它的价值在于把悔罪做实,让减轻之后的落点更靠下,而不是替代减轻事由。
(七)罚金、追缴与认罪认罚。
受贿案同时判处罚金,违法所得一律追缴。罚金的裁量考虑涉案数额、退赃情况与缴纳能力;追缴以认定的违法所得为限,二者并行,不能互相抵扣。认罪认罚依《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制度性安排,签署具结书后法院一般会采纳量刑建议,但「从宽」仍然在既定的量刑档次内运作,不产生减轻的效果。把这三项放在一起看,才知道哪些动作影响档位,哪些动作只影响档位里的位置。
七、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与吴亮律师在受贿案件上的优势
这类案件考验四件事:把到案经过做成自首证据的能力、把几十笔事实逐笔核清的能力、把减轻的落点算准的能力、以及在监察与刑事两个程序之间接住节奏的能力。以下六条,都可以当面核对。
第一,检察机关十年批捕起诉,知道承办人在看什么。
吴亮律师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累计办理刑事案件两千余件。这层经历在本案里的用处很直接:审查起诉阶段的意见书,他知道怎么写才会被看进去——先讲事实与证据的对应,再讲法律适用,最后才是请求;也知道自首这类情节在承办人眼里需要哪几份材料支撑,缺哪一份会被打回。
第二,两千余件案件的量,换来的是量刑尺度的感觉。
量刑不是查表。同样九百万、同样认定自首,判七年、八年还是九年,取决于几十笔的结构、退赃的时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本地法院对同类案件的惯性。办过的案件多,才提得出一个「大概落在哪」的判断,也才知道哪些请求提了没用、哪些请求值得坚持。减轻的意见能不能落地,一半靠法条,一半靠这种判断。
第三,职务犯罪是固定方向,数额核减有方法。
卓安(重庆)把职务犯罪与涉企刑事案件作为重点方向,落到吴亮律师手上的,有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案、单位行贿案,也有行贿三百余万元由五年改判三年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数额要逐笔核、定性要逐层辩、程序要按阶段铺。团队在这个方向上的做法是「先程序、后实体」——留置阶段盯期限与移送节点,移送之后做数额与定性。
第四,留置阶段就能接,家属这一端有人带着做。
监察程序里律师不能会见,但家属能做的事不少:到案经过的细节、家庭财产与合法来源、退赃的口径与凭证、移送后的方案。卓安(重庆)在职务犯罪方向把这些动作前置到留置阶段。这起案件的家属就是在这个阶段找过来的,前面几个月的信息因此没有丢——包括「他是怎么到案的」「第一次谈话说了哪些事」这两条后来支撑自首的线索。
第五,重庆本地的衔接与节奏。
重庆的职务犯罪案件,多由区县监察机关办理,移送到对应的区县检察院、法院。綦江、渝北、江津、永川,各家的办案节奏不完全一样:留置的期限怎么算、移送后多久提请逮捕、审查起诉阶段退查几次,都有地方性的差别。本地团队知道什么时候递意见、递给谁、递多厚,也拿得出本地类案的量刑分布。这些事务性的判断看起来琐碎,实际决定辩护的密度。
第六,不作结果承诺,把风险讲在前面。
卓安(重庆)对案件结果不作承诺:自首能不能认定、数额能不能核减、减轻能不能落地,都要看证据状况与办案机关的判断。这起案件介入时团队讲清了两点:数额有核减空间,但核减不到三百万以下,档位不会自己掉下来;出档的希望压在自首上,而成不成要看案卷里的到案经过。把这两点讲在前面,家属才不会把期待放在错误的地方。
八、家属容易做错的五件事
这类案件的家属,往往在留置开始后的头一个月里做出影响全案的决定。以下五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都是办案中反复见到的。
误区一:以为签了认罪认罚,刑期就定了。
认罪认罚的法律效果是「从宽处理」,不是「减轻处罚」。它能把量刑建议压到这一档的下沿,压不出这一档。九百万的案子,即便认罪认罚,只要没有法定减轻事由,量刑建议仍然在十年以上。把「签了具结书」当成「事情定了」,等于在应当争档位的时候停了下来。
误区二:以为退赃越多,减得越多。
退赃影响的是悔罪评价与财产刑,不改变档位。而且退赃的范围要先核清:把不属于受贿的借款、分红、人情往来一并退掉,等于替指控认了数额。正确的顺序是先核性质、再定范围、然后一次性足额退缴,把凭证留好。退得急、退得糊,反而会让后面的数额辩护失去空间。
误区三:以为九百万一定十年以上,没得争。
九百万确实落在「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档,法定最低刑十年。但档位是起点,不是终点。自首、立功、重大立功、坦白并避免特别严重后果,这四类法定事由任何一项成立,都可以把刑期压到下一档。这类案件的辩护,做的就是「找那道门」的事,而不是在十年以上里面讨价还价。
误区四:以为从轻和减轻是一回事。
从轻是在同一档里少判一点,减轻是换到下一档。差别有多大?九百万的案子,从轻能争的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减轻能争的是六年、七年、八年。两个字之差,是几年。家属在听到「可以从轻」时不必失望,在听到「可以减轻」时也不必乐观——关键看有没有法定事由,以及证据支不支持。
误区五:以为减轻了就能缓刑。
刑期落到十年以下,只是进入了可以讨论缓刑的刑期范围。缓刑还要过《刑法》第七十二条那四道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数额特别巨大的受贿案件,法院对缓刑极为谨慎。把期待放在「一定缓刑」上,容易在关键节点做出错误选择。
九、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问题一: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办公地址是重庆市渝北区湖山路虹陶大厦22层13-17号。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91-8069-0586,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第一次来建议带上:留置通知书或者立案通知、家庭财产清单、与涉案业务有关的合同与结算凭证、以及家属手上已有的退缴凭证。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吴亮律师吗?
吴亮,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两千余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兼任重庆市律师协会企业合规与风险控制专委会副主任、重庆市企业合规促进会副秘书长、理事。涉及具体案件时,所内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可以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预约,也可以直接拨打上述咨询热线。第一次沟通建议先弄清三件事:人被哪个监察机关留置、留置从哪天起算、家属手上有哪些材料。这三件事决定谈话能谈到多深,也决定了退赃方案还来不来得及排。
问题四: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受贿罪的数额档次、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与退赃时点展开的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结果的预测或承诺。个案的处理取决于事实、证据与办案机关的判断,结果不具有可比性。文中涉及的具体案件,其裁判文书未在公开渠道发布,故不列案号、不复述具体刑期,当事人姓名已作匿名处理。
附:卓安(重庆)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立足重庆、辐射川渝,坚守只做刑事案件的定位,将职务犯罪与涉企刑事案件作为重点方向。分所以吴亮律师为代表,其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累计办理刑事案件2000余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单位行贿案。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前后衔接,分所的办案顺序是先程序、后实体:留置阶段核对留置期限、退赃与涉案财产处置,判断是否存在自首、坦白与从宽空间;移送审查起诉后,逐笔核对银行流水与会计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数额核减意见;同时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受贿与违规收受礼金作出界分。分所的类案检索库与量刑论证方法,与卓安各专业部门保持同步。
代表性案例:
重庆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刑事控告)——帮助被害公司追回被侵占金额近1000万元;
文某某受贿案——受贿金额900余万,成功大幅降档处理。
某职务侵占案:侦查阶段出具法律意见,公安撤案
赵某某行贿案,行贿金额300余万——由五年改判三年;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吴亮律师为核心,承接川渝公职人员与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阶段即可为家属提供法律支持。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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