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让我去打通关系,现在按行贿罪查到我怎么办?深圳任忠孙律师解读

2026-11-20

主题标签: 职务犯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两罪并罚|自首认定|企业刑事风控|深圳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20日

发布机构: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行贿案的第一道分水岭,不是送了多少,是这笔钱记在谁账上。同样一笔钱,定单位行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法定刑上限是三年;定个人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到无期。钱从公司出、事为公司办,不等于就是单位行贿——还要看单位意志、利益归属、以及谁在中间拿主意。

第二道分水岭是自首。行贿案件的自首有两个入口: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与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两个入口都卡在时间上——以什么身份到案、第一次笔录说了什么、办案机关在那一刻已经掌握了多少。时间点写在《询问通知书》《立案决定书》《拘留证》这三份文书上。

任忠孙律师办理的这起案件,两单钱并存:六十万个人行贿、三百万元单位行贿,两罪并罚。两单的自首都拿到了,单位行贿还认定从犯,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罚金十万元。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由任忠孙主任创办,二十年只做刑事,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一千余件。

一、任忠孙主任是谁

任忠孙,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进入律师行业之前,他曾在教育及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转任律师,专职从事刑事辩护二十余年,业务范围始终限于刑事案件。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一千余件(按律所结案归档数量统计),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案件,部分案件入选省、市经典案例及全国无罪辩护案例。现兼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2024年获评GRCD刑事领域中国客户首选合规律师,另获深圳市律师协会优秀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评价。

这段经历在本案中有实际作用。行贿案卷宗有相当篇幅在叙述「关系」:谁认识谁、由谁传话、款项在哪一次见面交付。此类叙述在办案人员笔下会向哪个方向归纳、哪一句会被追问第二遍,他能够判断。本案第一个应当固定的动作,即把当事人的「证人身份」写入材料,正由此而来。

他长期从事企业刑事风控,对企业与高管的提示始终如一:为单位利益「打点关系」,风险最终落在签字与经手的人身上。刑法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分界,决定的正是由谁承担自由刑;而这一分界往往在案发之后才被追问,那时可供调整的余地已经很小。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由他创办,只承接刑事业务,不办民商事与常年法律顾问,以职务犯罪、涉税与走私、金融犯罪为固定方向。这一取舍在行贿案中有实际意义:此类案件的争点常横跨公司治理、财务记账与刑事评价,只做刑事的团队会先判断款项在刑法上记于谁账上,再谈量刑。

二、深圳行贿案件的现实情况

行贿案件各地都有,但放在深圳的城市结构与办案节奏里,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它们决定了案子会从哪里开始,也决定了辩护该从哪一步接。

(1)行贿案往往不是从行贿人开始的。

绝大多数行贿案,是从受贿那一端翻出来的。受贿人被留置、被查账、被问「这笔钱是谁送的」,行贿人的名字才出现在线索里。所以行贿人第一次接到电话,听到的往往不是「你涉嫌行贿」,而是「请你作为证人来说明情况」。这个身份差别,是整起案件里第一个、也可能是一个并不宽裕的时间窗口。

(2)出事的场景,集中在审批、城更与采购。

深圳的城市更新、土地整备、三旧改造、政府投资项目与国企平台采购,环节多、周期长、经手人集中。一个项目从立项到验收,要过的关口少说有七八个,每一关都有「能不能快一点」「能不能松一点」的空间。指控也常按这个结构搭起来:一个项目、一个环节、一笔钱、一个中间人。中间人是谁、传了几次话、钱在哪个环节交出去,决定了这条链上每个人各自被评价成什么角色。

(3)同一笔钱,记在单位账上还是个人账上,法定刑差一个量级。

这是深圳这类案件里容易踩空的地方。企业主习惯性地认为,钱是公司出的、事是为公司办的,出了事自然由公司担。但刑法看的不是「谁出的钱」,是「谁的行为、为谁的利益、违法所得归谁」。三件事对不上,单位行贿就会被打成个人行贿,后者的法定最高刑可以到无期徒刑。这个落差不是几年,是一个量级。

(4)自首的窗口,常常只有几十个小时。

从被通知谈话,到被采取强制措施,中间可能只有一天。行贿案件的自首有两个入口: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与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交待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两个入口都以时间为界,而时间点写在《询问通知书》《立案决定书》《拘留证》这三份文书上。这三份文书一旦形成,后面再说什么都改不了,能改的只剩量刑意见怎么写。

这四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在深圳办行贿案件,争的往往不是「有没有送钱」,而是这笔钱记在谁账上、第一次笔录是在什么身份下做的、以及办案机关在那一刻已经掌握了多少。这三件事都发生在侦查阶段,等案子到了法院,它们已经变成了不能改动的文字。

三、案件详情:六十万与三百万,两单两罪

当事人钟某,在深圳经营生意。案件涉及两单钱,时间隔了两年,性质也不一样。这两单钱的差别,是整起案件全部辩护工作的起点。

第一单发生在2012年至2014年间。钟某为了与他人合资,在深圳市某区某辖区违章建楼,通过他人行贿时任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张某人民币六十万元。这一单,钱是他自己的,事是他自己的,利益也归他自己,法律上评价为个人行贿。

第二单发生在2016年9月。钟某受朋友委托,为帮助某公司通过城市更新项目审批等事宜,通过他人再次向张某行贿人民币三百万元。这一单,为的是公司的项目、走的是公司的渠道、钱从公司出,法律上评价为单位行贿;钟某居中联系,起次要作用。同一名办案人员、同一个受贿对象,两单钱被分成两个罪名,原因就在这里。

程序是这样走的:2017年6月8日,检察机关因办案需要,通知钟某以证人的身份到院接受询问,当日二十二时到案;二十三时四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零五分做完第一次询问,他在这次询问中如实交代了行贿六十万元的事实。6月9日,检察机关据此对钟某涉嫌行贿一案立案侦查。6月10日凌晨二时二十五分至五时零六分,办案人员在问完六十万那一单后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他又主动交代了受朋友委托、请吴某出面行贿三百万元的事实;同日六时被刑事拘留,八时送看守所收押。

这五个时间点是本案的骨架:到案在6月8日22时,第一次交代在当晚23时40分,立案在6月9日,第二次交代在6月10日凌晨,拘留在同日6时。前三个点决定第一单能不能算「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后两个点决定第二单能不能算「交待尚未掌握的罪行」。相差几个小时,法律效果完全不同。

说明一句:这起案件的公开案例库页面未载明案号,本文不列;当事人与涉案人员的姓名按惯例作匿名处理。案件的争议焦点只有一个:前后两单的自首情节,与通常说的「自动投案」都不一样,能不能认定。这个问题在庭上争了很久,因为它触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次——自首不只有「自己走进去」一种样子。

四、卓安任忠孙律师辩护工作:五步,把两单钱分开算

这起案件的辩护不是一条线,是两条线并行:一单要证「钱是我自己的,但我说在立案之前」,一单要证「钱是公司的,且我说在别人之前」。五步走下来,两单各自成立自首。

(一)第一步:先把两单钱的性质分开。

两单钱混在一起算,是这类案件里常见的失误。六十万那一单,是为自己合资建房,利益归自己,属于个人行贿;三百万那一单,是为公司项目审批,利益归公司,属于单位行贿。分开算的意义不只是罪名不同:个人行贿的法定刑可以到无期,单位行贿对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上限是三年。两条线的量刑起跑线差了一个量级,混在一起算,等于把轻的那一单也拖进重的那一档。

这一步不是靠嘴说的。团队把两单钱对应的项目主体、出资账户、合同抬头、收益归属列成一张对照表:第一单的收益进个人,第二单的项目归公司、钱从公司账上出。这张表成了「两罪分立」的事实底稿,也是两条自首路线各走各的前提。

(二)第二步:用三份文书划定「被追诉前」。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什么是「被追诉前」?两高的司法解释说得很直白: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团队调取了三份文书:《询问通知书》载明6月8日二十二时请证人钟某到院;《询问笔录》载明询问自二十三时四十分开始,首次询问即交代六十万;《立案决定书》载明立案时间为6月9日。

交代在前,立案在后,一天之差,性质完全不同。这一步的难点不在法条,在举证:要把「我是以证人身份去的」「我进去就说」「立案是第二天」这三件事同时用书证固定下来。只有口供不够,只有办案机关的《到案情况说明》也不够,必须三份文书互相对上,形成一条不能被解释成「到案后被动供述」的时间线。

(三)第三步:逐份比对同案供述,把「尚未掌握」坐实。

三百万那一单是难点。钟某归案之前,这起案子已经有多名嫌疑人到案,办案机关完全可以说「你的情节我们早就掌握了」。团队把同案人的历次供述按时间排开,一份一份对:公司负责人李某在2017年4月18日、5月5日的三次供述里,只说是朋友刘某声称认识张某的弟弟,始终说「不认识钟某」,对钟某参与一事只字未提;受贿人张某在5月4日、5月8日、8月29日三次讯问中,只说李某通过吴某送钱,从未提及钟某;张某之弟的四次供述,也没有涉及这三百万。真正把钟某与这笔钱连起来的,是他自己6月10日凌晨的供述。链条上另一端的刘某,到8月28日才去检察机关自首,比钟某晚了两个多月。

这一步的价值在于看清案件的结构。行贿是「连环送钱」:公司负责人→刘某→钟某→吴某→受贿人,每一个环节单向联系、互不交叉。链条上的人各说各的一段,看上去「事实已经清楚」,但关于「钟某参与了这一单」这一具体事实,确实是他自己说出来之后才被全面掌握的。这不是文字游戏,是《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落点:法律要求的不是「整件事没人知道」,是「你这一段没人知道」。

(四)第四步:单位行贿里争从犯与单位意志。

三百万那一单,钟某不是出钱的人,也不是拿项目的人。他是受朋友委托、在中间传话跑腿的角色——钱从公司出,项目归公司,他拿的是人情不是分成。团队据此论证两件事:一是这属于共同单位行贿,钟某居中联系、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从犯;二是这一单的评价对象是单位行为,不应把公司决策的结果整体算成他个人的行贿。法院采纳了从犯的意见,在量刑上再让了一步。

从犯这两个字,在数罪并罚的案子里分量更重,因为它按罪名分别评价:单位行贿这一罪里认定从犯,减的是这一罪的刑;行贿那一罪里认定自首,减的是那一罪的刑。两处各让一步,并罚的总数才下得来。只笼统地讲「认罪态度好」,法官即便想轻,也没有能落到具体罪名上的抓手。

(五)第五步:退缴与态度,落到并罚的算法上。

钟某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这两项被法院一并采纳。数罪并罚不是简单相加:《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决定执行的刑期。两罪分别是一年九个月与一年,总和二年九个月,最高刑一年九个月,最后的落点就在这个区间内。团队在量刑意见里把这道算术摆出来,同时说明两罪的自首与从犯情节各自应当在哪一罪里扣减——分开算,才不会被一句「整体评价」抹平。

五步做完,能争的东西才摆到桌面上:两单钱的性质、两个自首的时间点、从犯的地位、并罚的区间。这四项都不承诺结果,但每一项都要有对应的文书。反过来说,如果一开始就把两单钱当成一件事、把两次交代当成一次「态度好」,后面四步全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五、案件结果:二年,罚金十万

法院认定钟某构成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依法数罪并罚;认定其在被调查期间主动交待个人行贿的犯罪事实,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交待参与单位行贿的犯罪事实,两罪均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认定其在共同单位行贿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自首、从犯、认罪态度较好、退缴部分违法所得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最终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把结果放进档次里看,才看得出分量。六十万的行贿,落在「五年以下」这一档,判一年九个月,落在这一档的低位;三百万的单位行贿,对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上限就是三年,判一年,往下走了三分之二。两罪并罚只加了三个月——总和二年九个月,决定执行二年——这不是运气,是自首与从犯两条情节分别在各自的罪名里起了作用。

更值得说的是「没有发生什么」。这起案件里,如果三百万那一单被并入个人行贿评价,两条线就会并成一条,量刑的起点整体上移;如果三百万那一单的自首没有认定,那条线上就只剩坦白,从轻的幅度立刻收窄。这两个「如果」,是这类案件真正的分水岭——它们的差别不在法庭上,在案卷形成的头几天。

边界也要说清楚。第一,罪名成立,案底在,两罪都是故意犯罪,这个结果不会因为判得轻而改变。第二,罚金十万元是并罚后的财产刑,与退缴的违法所得是两笔账,不能互相抵扣。第三,自首换来的是「从轻」,不是「免予」,两罪的刑期都要实际执行,羁押期间折抵刑期。第四,案件适用的是当时的数额标准,今天已经不同,不能直接类比。

还有一层,对企业主更有用:这起案件之所以能把三百万那一单留在单位行贿里,靠的不是口才,是「公司的项目、公司的钱、公司的决策」在书证上对得上。反过来,如果钱从个人卡上走、收益进了个人口袋,同样的事就会被评价为个人行贿。这就是为什么这类案件的第一份材料,往往不是辩护词,而是公司的账。

六、规则是怎么写的:两罪的界线与自首的两个入口

把规则讲清楚,企业主才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也才知道案卷里哪几页值得花时间核。这一节按「先看罪名、再看档次、最后看情节」的顺序展开。

(一)行贿罪的构成。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两个关键词:不正当利益、给予财物。前一个决定罪与非罪,后一个决定数额落在哪一档。

(二)行贿罪的数额与档次。

依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属于「情节严重」;五百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对应《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一般情形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六十万,落在第一档。

(三)单位行贿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注意两点:一是罚金判给单位,自由刑判给「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二是自由刑的上限是三年。这与个人行贿的无期之间,差着一个量级。

(四)单位与个人的界线,看三件事。

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落到行贿案上,就是三看:看决策——送钱是谁定的,有没有走过公司层面的意思形成;看名义——以谁的名义送,合同、发票、账目怎么记;看归属——利益最终归谁,是公司拿了项目,还是个人拿了钱。三件事都指向单位,才谈得上单位行贿。

(五)自首的两个入口。

第一个入口是《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两高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被追诉前」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这个入口的关键是时间——立案决定书上的日期,比你在笔录里说了什么更重要。

第二个入口是《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这个入口的关键是「掌握」——办案机关此前知不知道这件事、知不知道与你有关。本案三百万那一单,走的就是这一条。两个入口都要求「如实供述」,但一个看时间,一个看范围,方向不同,材料也就不同。

(六)「减轻」与「从轻」的区别。

从轻是在法定刑幅度以内往下判,减轻是在法定刑幅度以下判。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行贿人的规定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第六十七条对自首的规定同样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两条都留了减轻的口子,但能不能用上,取决于数额落在哪一档、情节怎么评价。同样是减轻,落在五年以下这一档,往下是四年、三年;落在十年以上这一档,往下就是另一格天地。这也是为什么「定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比「认罪态度好不好」更值得先花时间。

(七)数罪并罚怎么算。

《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本案两罪分别一年九个月与一年,总和二年九个月,最高刑一年九个月,最终决定执行二年,落在这个区间的中段。理解这条规则,才不会把「两罪并罚」误以为「两罪相加」,也不会在听到「数罪」两个字时就先放弃量刑的空间。

七、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与任忠孙主任在行贿案件上的优势

这类案件考验四件事:把一笔钱的性质说清楚的能力、把时间线卡准的能力、在卷宗里找出「谁先说了什么」的能力、以及在企业与个人之间划界的能力。以下六条,都可以当面核对。

第一,党政部门副处级的经历,知道「关系」在笔录里长什么样。

任忠孙主任进入律师行业之前,在党政部门担任过副处级领导职务。行贿案的笔录有一半在写「关系」:谁跟谁熟、谁托谁传话、钱在哪一次见面给的。这类叙述在办案人员笔下会往哪个方向归纳,哪些细节会被追问第二遍,他心里有数。本案里「以证人身份到案」这一步值不值得争、争下来能换来什么,就是从这个视角看出来的。

第二,二十年只做刑事,一千余件案件换来的是分寸感。

行贿案的量刑,很少是查表能算出来的。同样六十万,判一年九个月、二年还是三年,取决于自首的形态、退缴的比例、认罪的态度,以及本地法院对行贿案件的惯性。办过的案件多,才提得出一个「大概落在哪」的判断,也才知道哪些请求提了没有用、哪些请求值得坚持。这种判断不能写进辩护词,但它决定了辩护词往哪个方向写。

第三,涉企与企业家刑事风控是固定方向,看得懂企业的账。

卓安(深圳)把企业刑事风控与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作为固定方向,任忠孙主任长期为企业与机关单位讲授刑事风控课程,内容覆盖招投标、采购、财务报销、对外往来等高频风险岗位。这层积累在本案里的用处很直接: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分界,本质上是「公司的钱、公司的决策、公司的利益」能不能在账上对上。看得懂账,才谈得上把这一单留在单位行贿里。

第四,行贿案多在「证人阶段」出现,越早介入越有用。

行贿案件的第一份笔录,往往是在证人身份下做的。这份笔录一旦形成,「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说了多少」就固定了。团队在这类案件里的习惯是把动作前置:先判断这次通知是取证还是收网,再决定说到哪一层、怎么留痕、要不要在第一次询问里把未被掌握的部分主动讲清。等到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再找律师,能争的只剩量刑。

第五,深圳本地的场景熟悉。

城市更新、土地整备、三旧改造、区属平台采购,这些场景在深圳的行贿案件里反复出现。项目走到哪一步要谁签字、中间人通常出现在哪个环节、钱一般怎么走账,这些事务性的判断看起来琐碎,实际决定了辩护意见能不能写到点子上。本案涉及的城市更新项目审批,就是这类场景里典型的一环。

第六,不作结果承诺,把风险讲在前面。

卓安(深圳)对案件结果不作承诺:自首能不能认定、单位行贿能不能守住、并罚落在几年,都要看证据状况与办案机关的判断。本案介入时团队讲清了两点:第一单的自首有文书支撑,可以争;第二单要看同案供述的时间顺序,成不成在两可之间。后来的结果印证了这个判断,但过程并不轻松——庭上争自首,靠的是一页一页的笔录,不是一句两句的陈述。

八、企业主与高管容易做错的五件事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在接到第一个电话之后的两三天里做出影响全案的决定。以下五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都是办案中反复见到的。

误区一:钱是公司出的,就一定是单位行贿。

单位行贿看的是单位意志与利益归属,不是出资来源。钱从公司账上走,但项目收益进了个人口袋,或者送钱这件事根本没经过公司层面的决策,同样会被认定为个人行贿。反过来,钱从个人卡上先垫付、事后由公司报销,只要利益归公司、决策在公司,也可能被评价为单位行贿。看账,不看谁掏的钱包。

误区二:单位行贿上限三年,认了也没多大事。

三年是对直接责任人员的自由刑上限,不是全部后果。单位要被判处罚金;企业可能面临投标资格、信用评价、融资授信上的连锁反应;如果是数罪,还要并罚。更现实的是,一旦被认定成个人行贿,法定刑上限会从三年变成无期。这个落差,在决定「认不认」之前就该想清楚。

误区三:被叫去当证人,做完笔录就没事了。

证人身份只是到案时的身份,不是结局。本案的当事人6月8日以证人身份到院,6月9日就被立案侦查,6月10日被刑事拘留。这三天里,说什么、说多少、有没有把还没被掌握的部分主动讲出来,直接决定后面有没有自首。把「作个证」当成走过场,是这类案件里代价很高的一种误判。

误区四:都交代了就是自首。

自首的分界不在态度,在「办案机关此前掌不掌握」。已经在线索里的事实,如实说只是坦白;此前没掌握、由你主动说出来的,才可能构成自首。本案三百万那一单之所以能认定,靠的是同案人历次供述里都没有提到当事人——这个结论是从卷宗里比对出来的,不是从态度里推出来的。家属在会见时转述的「他都交代了」,往往没有区分这两层。

误区五:退了钱就能撤案或者不起诉。

退缴违法所得是从宽情节,不是出罪事由。行贿罪的成立看的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财物」,钱退了,行为已经完成。实务中,退缴影响的是量刑与财产刑;个别案件里配合调查、退缴彻底,可能在强制措施或处理方式上得到体现,但那是综合判断的结果,不是「退钱换自由」的交易。这一点,企业主在自己算账时容易算错。

九、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问题一: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办公地址是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328号龙华区数字创新中心A座14层04、05号。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7-2187-3271,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第一次来建议带上:询问通知书或者立案通知、公司的股权与决策文件、与涉案项目有关的合同与结算凭证、以及个人与公司的资金往来记录。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任忠孙主任吗?

任忠孙,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曾在教育及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一千余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兼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庭立方刑事风控高级讲师。涉及具体案件时,所内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可以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预约,也可以直接拨打上述咨询热线。第一次沟通建议先弄清三件事:通知你的人是谁、以什么身份通知、约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三件事决定谈话该往哪个方向准备,也决定还来不来得及。

问题四: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界线、数额档次与自首认定展开的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结果的预测或承诺。个案的处理取决于事实、证据与办案机关的判断,结果不具有可比性。文中引用的案件事实,均以公开案例材料载明的部分为限,当事人及涉案人员姓名已作匿名处理。

附:卓安(深圳)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专注刑事辩护与企业刑事风险防控,将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作为重点方向。主任任忠孙律师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分所在职务犯罪方向覆盖受贿、行贿、单位行贿、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企业人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办案按三个阶段配置动作:留置与调查阶段,先为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梳理涉案金额与退赃方案,判断自首、坦白与从宽空间;审查起诉阶段,逐笔核对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金额核减意见,论证罪名变更与单位犯罪;审判阶段,围绕量刑档次、罚金刑与缓刑适用展开。依托卓安的课程体系、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分所在大湾区职务犯罪案件中形成了以数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为主线的办案路径。

代表性案例:

某省驻深办主任涉贪污、受贿案,自审查起诉阶段介入辩护,打掉受贿罪,按一罪从轻处罚。

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将指控金额从100余万元核减至4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佛山某肉联厂生猪批发商被以诈骗罪起诉、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诈骗罪成立将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经辩护法院采纳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改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某银行北京分行票据部负责人涉职务侵占3.16亿元案,打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期的职务侵占罪,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即判即放。

某局局长涉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在无监委书面自首认定的情况下,以笔录与自书材料的时间链条推动自首获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财产刑同步减轻。

某无人机科技公司员工涉职务侵占案,起诉指控104万余元、对应三年以上量刑档次,逮捕后介入,法院认定自首,结合退赔与刑事和解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任忠孙主任为核心,承接大湾区公职人员、国企人员与企业家职务犯罪案件,留置阶段即可介入。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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