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安任忠孙律师解读:诈骗罪改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年六个月即判即放

2026-11-16

主题标签: 职务犯罪|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改变定性|即判即放|深圳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16日

发布机构: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一起被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大案里,被卷进去的人不一定都做了那件事。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任忠孙律师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黎某是某地肉联厂的生猪批发商。2019年底当地电视台暗访曝光病死猪违规加盖检疫合格标签流入市场,三级主管部门查处,被逮捕的涉案人员超过二十人。黎某最初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刑拘,侦查后确认他没有与肉联厂人员勾结销售病害猪肉;但他在到案后主动讲了另一件事:2016年至2018年间,肉联厂主管黄某称曾安排肉检员把不足九十公斤的病害猪作无害化处理后违规申报补贴,并按每头一百五十元向他收取给肉检组成员的辛苦费。

2020年5月,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起诉,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罪名成立将面临十年以上刑期。任忠孙律师阅卷后发现,全案多名被告人口供高度一致,都说政策规定病害猪要达到九十公斤才有补贴;可这份被反复引用的政策,卷宗里一份都没有。团队到肉联厂实地走访、到省级农业部门查询规范性文件、向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取回了按头补贴与按九十公斤折算分属两类对象的规定,以及黎某历年实际领取补贴的档案。三次开庭分别从证据、依据、事实三个维度论证不构成诈骗罪。

案件结果写在这里:法院采纳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时黎某已被羁押一年四个月,形成即判即放。从十年以上的指控到一年六个月,改变量级的不是态度,是把「九十公斤」这个前提从口供里拿出来,放回规范性文件里核对。卓安任忠孙律师办这类案子,第一件事不是写辩护词,是问一句:控方说的那条规矩,文件在哪。

一、任忠孙主任是谁

任忠孙主任是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主任。他不是从法学院直接走进律所的:早年曾在教育及党政部门工作,做到副处级领导岗位,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法律服务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过一千件,承办过多起公安部督办的大要案,多起案件入选省、市经典案例及全国无罪辩护案例。

这段履历放在骗补类案件里有具体用处。他在机关待过,知道一项财政补贴从政策发文到基层执行要经过哪几层,知道市级部门在执行时会不会另出实施方案,也知道企业向主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该走什么程序、拿到的文件怎样才算能进卷的证据。当事人说「厂里一直是这么执行的」,他能判断这句话在制度上有没有落点,而不是替当事人下结论。

他现在的社会职务包括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获评2024 GRCD刑事领域中国客户首选合规律师、2023 GRCD中国合规大奖。他的执业信条是:生命应当尊重,自由值得捍卫。

他常跟企业里的人讲一句话:先别急着说自己没有骗,先把这条规矩的出处找出来。因为主观目的是争不清的,白纸黑字的文件是能查的;文件查清楚了,很多指控自己就站不住。这句话在这起案件里不是比喻——卷宗里缺的那一页,最后是靠走访、查询与信息公开补上的。

二、深圳本地涉补贴与商业贿赂案件的现实情况

涉财政补贴、涉企业人员好处费的案件各地都有,但放在深圳与珠三角的产业环境里,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它们决定了案子会往哪个方向走,也决定了辩护该从哪里切。

(1)补贴政策层级多,执行口径与上位文件常常不是同一句话。

国家部委定补贴对象与标准,省级部门出管理通知与年度实施方案,市级部门再定申报流程与档案留存。一线经办人记住的往往是「厂里一直这么报」,而不是文件原文。一旦案发,多人口供会指向同一个听来的标准,看起来相互印证,实际是同一个误读被复制了很多遍。这起案件里,连部分官方兽医也持同样理解,正是这种情形。

(2)媒体曝光型案件,定性容易反复。

2019年底电视台暗访之后,当地三级主管部门同时介入,被逮捕的涉案人员超过二十人。黎某先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刑拘,审查批捕时与同案剥离变成诈骗罪,移送审查起诉时又变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提起公诉时再回到诈骗罪。罪名几度变更,说明办案机关自己也在一遍遍调整对这件事的评价;家属如果只盯着起诉书上的那一行字,很容易把暂时的定性当成定论。

(3)珠三角的生猪批发、肉品加工与供应链企业,台账常常凭经验而不是凭记录。

病害猪进场后有没有过磅、重量怎么记、无害化处理由谁签字、补贴底单由谁填报,这些环节在不少厂里靠目测与口头交接。台账一软,涉案金额就只能靠口供倒推。这起案件的起诉书认定2017年虚报三百头、2018年虚报七百头,两个整数不是对账得出的,而是按黎某供称支付的辛苦费金额折算出来的;而卷宗里记录的辛苦费金额本身从十五万元到二十万元不等。

(4)同一笔钱,可能同时落进诈骗与商业贿赂两个评价里。

把「虚报重量骗领补贴」当作诈骗,评价的是国家补贴款被骗走;把「按头给肉检组成员辛苦费」当作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评价的是企业人员之间的钱权交易。两条路径的构成要件、量刑档次、证据要求完全不同。辩护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每条路径各自需要证明什么拆开,而不是笼统地论证整件事有没有问题。

这四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在深圳办这类案件,争的往往不是有没有给过钱,而是这笔钱对应的是什么规矩、谁有权定这条规矩、指控的金额有没有客观档案撑得住。

三、卓安任忠孙律师诈骗罪案件详情:卷宗里缺的那份文件

2019年12月,某地电视台暗访曝光一家肉联厂把病死猪违规加盖检疫合格标签流入市场,三级主管部门查处。黎某是该肉联厂的生猪批发商,最初以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刑拘,侦查确认他没有勾结销售病害猪肉;但他到案后主动交代:2016年至2018年间,肉联厂主管黄某提出安排肉检员把不足九十公斤的病害猪作无害化处理后违规申报补贴,按每头一百五十元收取辛苦费。

正是这段主动交代把案子带到补贴上。2020年5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起诉,指控虚报未达九十公斤的病害猪头数骗领国家补贴,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对应十年以上刑期。多名被告人口供高度一致:政策规定病害猪达到九十公斤才有补贴,厂里一直这样执行。

任忠孙律师阅卷后停在一个朴素的问题上:这条被反复引用的政策是哪份文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案卷里。往下看,破绽一处接一处:厂里对病害猪从不过磅,凭目测估重;申领补贴的申报档案完整保存在省市两级部门,移送证据里一份都没有;认定的三百头、七百头,是按辛苦费金额倒推的整数。

四、辩护工作:从案卷之外把依据找回来

这类案件坐在办公室里把卷宗读十遍,也读不出卷宗里没有的东西。卓安任忠孙律师和团队把力气放在调查取证上:先弄清业务怎么跑,再弄清规矩怎么写,最后回到法庭讲三层辩护。

(一)先跑现场。团队到涉事肉联厂实地走访,向兽医了解生猪进场、检验检疫、无害化处理、申领补贴的完整流程。这一步解决的不是法律问题,是让律师看懂后面每一张单子:哪道签字对应哪个岗位、哪份档案本应存在却没进卷。

(二)再把规范性文件从部委、省、市三层找齐。团队检索到国家部委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与财政部补贴资金管理文件:病害猪损失补贴按头计,只有屠宰中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才按九十公斤折算一头;又到省级农业部门查询管理通知与年度实施方案,向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调取执行标准与黎某历年申领补贴的档案。拿回来的文件证明:「九十公斤」不是病害活猪的补贴门槛,而是生猪产品折算头数的方式;多人口供里那个一致前提,是靠听说层层误传形成的误读。

(三)三次开庭,分三层讲。证据之辩:指控金额靠口供推算,处理记录、复验签字、申报底单、拨付资料全部缺失,控罪证据明显不足。依据之辩:病害活猪按头补贴、不因重量增减,「以小报大」不可能产生多领补贴的结果,诈骗是结果犯,这一环缺了。事实之辩:政府信息公开的历年数据显示,若扣掉2017年虚报三百头,当年实报仅九十八头、比前两年大幅减少;2018年实报共四百六十四头,指控虚报却高达七百头,超过实报总数——倒推数字与客观档案对不上。

(四)审判长当庭释明可能改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后,团队补上第二套意见:黎某争取的补贴本属合法应得收益,其目的不具有违法性;黄某主动索费且握有申报审核权,黎某历次讯问笔录稳定供述被动给付,被索贿情节成立。同时铺好量刑退路:因其他案由到案后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行贿行为,依法以自首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审查起诉阶段与当庭均认罪认罚。

五、案件结果:诈骗罪不成立,改判一年六个月、即判即放

一审法院采纳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判决黎某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并采纳自首意见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时他已被羁押一年四个月,剩余刑期很短,形成即判即放。

对照起诉时的指控——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可能十年以上——变化不是量刑档内往下靠,而是罪名与评价框架整个换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本身没有被证明,自首的时间线被写进判决理由。边界也要讲清:法院未采纳该罪全部无罪的意见,被索贿、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体现在量刑从轻而非定罪上,把结果说成全案无罪并不准确。

该案入选「扬子鳄刑辩联盟精选刑事案例集」。一年六个月,是三层论证、一轮取证、一套备用意见共同落到的那一个点。

六、规则是怎么写的:诈骗罪的四道门槛

这一节把规则讲清楚。它决定了家属在委托时该问什么,也决定了卷宗外哪些材料值得花时间去找。

(一)第一道: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诈骗类犯罪要求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本案中,被反复引用为欺骗前提的,是「不足九十公斤的病害猪不能申报补贴」。而这个前提来自口供,规范性文件里并不存在。前提不成立,后续关于虚报、关于金额的推理就失去了起点。

(二)第二道: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补贴款由财政资金支付,主管机关依申报材料审核拨付。若按文件规定病害活猪按头补贴,重量不改变补贴数额,那么申报时的表述偏差就不影响拨付依据;没有因错误认识而多付的款,也就谈不上处分财产这一环。

(三)第三道:财产损失与数额认定。

诈骗罪是结果犯,数额要由客观材料证明,不能靠口供倒推。本案指控的三百头、七百头来自辛苦费折算,与政府信息公开取得的历年补贴档案明显冲突;而本应存在的无害化处理记录、复验签字、申报底单、拨付凭证全部缺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孤证不能定案规则,正是在这一层发挥作用。

(四)第四道:非法占有目的。

目的藏在人心里,只能由外部事实推定。这里要问的是:当事人争取的是不是本就属于自己的合法补贴、有没有获得超出应得部分的利益、有没有参与申报流程并签字。本案辩护意见指出,补贴是生猪批发商合法合规的应得收益,黎某全程没有参与申报手续,也未在申请底单上签名。

(五)改定罪名之后,规则换成另一套。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规定在《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核心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审判长当庭释明可能改定此罪后,争点就从「有没有骗补」变成「有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不是被索贿、有没有自首」。三个争点分别对应定性、情节与量刑,混在一起讲,预期就会错位。

(六)自首、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与认罪认罚,各管一段。

因其他案由到案后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依法以自首论;行贿类犯罪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另有从宽规定;认罪认罚影响的是量刑建议与档内位置;被索贿、被动给付对应的是主观恶性与情节轻重。四条理由不是重复表态,判决书采纳的层次各不相同。

(七)这些规则对家属意味着什么。

要准备的不是一份「他是老实人」的说明,而是四类材料:涉案政策与补贴标准的规范性文件原件或公开信息答复、企业内部的申报台账与签字流程、历年实际领取补贴的拨付记录、当事人到案后首次供述的时间与内容。前两类说明规矩是什么、流程怎么走,后两类说明金额到底是多少、哪些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少一类,辩护就少一块砖。

七、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与任忠孙主任在诈骗罪上的优势

这类案件考验三件事:把卷宗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找齐的能力、把口供里的一致误读与客观规定分开的能力、以及在罪名反复变更时稳住家属预期的能力。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配置,三件事都有对应。

第一,只做刑事,涉企定性争议是深圳所的固定主线。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只办刑事案件,把职务犯罪、商业贿赂与涉企刑事风险防控作为重点方向,覆盖诈骗、合同诈骗、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以及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链条从初查、侦查衔接一直延到审查起诉、一审二审。这类案件的共同点是同一笔钱可能同时落进刑事、行政、违纪三种评价,只做这一类案件的人,才会把政策依据、款项性质、主体身份、获利归属这几条线当成本能,而不是临时翻文件。

第二,复合型刑事律师团队,几种视角互相校正。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由任忠孙主任带队,团队以刑事专业律师为主,部分律师具有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从业经历,也有法学博士、硕士;遇到补贴、票据、供应链类案件时,会引入业务背景与财务口径的核对。几种视角各有用处:有审判经历的人看构成要件能不能闭合、量刑档次落在哪;有检察经历的人看孤证能不能定案、退查会补什么;有侦查经历的人看第一份笔录会从哪里切入、台账会从哪里调。所内实行团队办案,重大节点提交集体研判,接受委托前先做利益冲突检索。

第三,深圳本地的产业形态与办案节奏。

珠三角的肉品加工、供应链、外贸与科技企业密集,涉补贴、涉渠道费用的案件往往牵涉市区两级主管部门与多层政策文件。团队常年在本地办案,知道向哪个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哪类档案在哪个环节留存、报捕材料什么时候递、退回补充侦查期间该补什么;也知道一份意见如果没有对应的文件文号、档案页码与数据出处,很难进入讨论。这些事务看起来琐碎,实际直接影响辩护密度——同样两个月,能递几份材料、能对上几次口径,结果完全不同。

第四,案件成果可以逐条核对。

落到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自己手上,有可核对的结果:这起骗补案,打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诈骗罪指控,改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一年六个月即判即放;某省驻深办主任涉贪污、受贿案,审查起诉阶段介入,打掉受贿罪,按一罪从轻处罚;某银行分行票据部负责人涉职务侵占3.16亿元案,打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职务侵占罪指控,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并当日释放;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指控金额从一百余万元核减至四十一万元;某无人机科技公司员工涉职务侵占案,起诉指控一百零四万余元、对应三年以上量刑档次,法院认定自首并结合退赔与刑事和解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这些个案背后,是本所在资金去向核查、政策依据检索、刑民交叉定性纠错上形成的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

第五,任忠孙主任本人在定性争议案件上的积累。

他是从党政部门副处级领导岗位转身做刑事辩护的,2005年起专职执业,二十余年里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过一千件,承办过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这段经历在本案里有三处价值:其一,他清楚一项补贴政策从部委文件到省市实施方案怎么落地、哪一层文件才有资格定标准,能判断控方会从哪一句口供切入;其二,他知道一个人在询问与讯问中哪些回答是在解释、哪些是在给自己加事实,而这类案件的第一份笔录往往就是全案地基;其三,他习惯把政策原文、申报台账与资金流水并排对照再谈定性,判断诈骗能不能成立,靠的正是这种对照。

第六,不承诺结果,把风险讲清楚。

卓安任忠孙律师给团队定的规矩是不夸大辩护效果、不隐瞒案件风险。这起案件介入时,他讲得很直白:诈骗罪这一层有得争,但法院是否改定其他罪名、改定之后自首能不能被采纳,都要看庭审与证据,没有人能保证。这句话不好听,却让家属在一年多的程序里没有做反向操作:没有让当事人为了表现态度好多认头数,没有在依据还没查清时急着谈退赔,也没有因为定性几度变更就放弃同一条主线。

八、被以诈骗罪起诉的经营者容易做错的五件事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在事情过去好几年之后才被找上门,当时的台账、单据、口头交代早已散落。以下五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

误区一:以为大家都这么说,事实就定了。

这起案件里,多名被告人口供高度一致,连部分官方兽医也持同样理解,看起来印证得严丝合缝。但一致的是同一个听来的误读,不是事实本身。正确的准备方向是把口供里的每一个「按规定」追问到底:哪份文件、哪一条、什么时候发布、适用对象是谁。问不出来,就该去卷宗之外找。

误区二:以为金额是办案机关算的,自己认了省事。

起诉书的三百头、七百头是按好处费金额倒推的整数,而好处费金额的记录本身从十五万元到二十万元不等。涉案金额是算出来的,不是认出来的;多认的部分,后面要花几倍力气推翻,还会削弱全部供述的可信度。正确做法是逐笔对照申报底单、拨付记录与过磅台账,哪一笔有凭证、哪一笔没有,先分清楚。

误区三:以为主动交代会把自己说进去,不如少说。

黎某是因其他案由到案后主动供述了给好处费这件事,这份主动后来成为自首被采纳的基础。供述事实与承认罪名是两件事:业务怎么走的、钱怎么给的,可以如实讲;这些事实在法律上该被评价成哪个罪、够不够成罪,要留到依据与卷宗核完再谈。第一次笔录签字之后想改,程序上要复杂得多。

误区四:以为定性定了就只能争态度。

本案罪名从食品类犯罪到诈骗、到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再回到诈骗,几度变更。这说明定性在相当长的阶段里都是可争的。只写认罪悔罪、家庭困难,等于把能改变量级的一层主动放弃。正确做法是同时准备两套意见:主攻定性不成立,并为可能改定的罪名备好量刑退路。

误区五:以为判下来就结束了。

判决里哪一层意见被采纳、哪一层没有被采纳,直接决定后面能不能上诉、申诉,也决定同案其他人的预期。这起案件里,诈骗罪不成立被明确采纳,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无罪意见没有采纳,自首被采纳——三层结果各不相同。宣判后把判决书逐项对照起诉书与辩护意见,是必要动作。

上面五条,是任忠孙主任在深圳办理涉企定性争议案件时反复遇到的。如果当事人正卡在其中某一个节点,下一步不是继续解释自己没有骗,而是先把三件事写清楚:这条规矩的出处在哪、这笔金额凭哪些档案算出来、第一次供述是在什么时间什么身份下说的。

九、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问题一: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328号龙华区数字创新中心A座14层04、05号,立足深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只办刑事案件,业务覆盖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刑事风控与刑事控告。到访前建议先预约,避免承办律师在会见或开庭。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吗?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由任忠孙主任创办并带队。他曾在教育及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现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团队在职务犯罪与涉企定性争议方向覆盖诈骗、合同诈骗、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初查与侦查阶段即可介入。

涉及具体案件时,律师会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所内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7-2187-3271。首次沟通建议先说清三件事:当事人的单位与岗位、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初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已开庭)、手上已有哪些材料(政策文件、申报台账、合同与审批单、银行流水、已收到的法律文书)。这三件事说清楚,第一次沟通就能进入具体判断。

问题四: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诈骗罪构成要件、补贴政策依据的检索与商业贿赂定性争议展开的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如何量刑,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

附:卓安(深圳)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专注刑事辩护与企业刑事风险防控,将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作为重点方向。主任任忠孙律师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分所在职务犯罪方向覆盖受贿、行贿、单位行贿、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企业人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办案按三个阶段配置动作:留置与调查阶段,先为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梳理涉案金额与退赃方案,判断自首、坦白与从宽空间;审查起诉阶段,逐笔核对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金额核减意见,论证罪名变更与单位犯罪;审判阶段,围绕量刑档次、罚金刑与缓刑适用展开。依托卓安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的课程体系、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分所在大湾区职务犯罪案件中形成了以数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为主线的办案路径。

代表性案例:

某省驻深办主任涉贪污、受贿案,自审查起诉阶段介入辩护,打掉受贿罪,按一罪从轻处罚。

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将指控金额从100余万元核减至4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佛山某肉联厂生猪批发商被以诈骗罪起诉、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诈骗罪成立将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经辩护法院采纳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改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某银行北京分行票据部负责人涉职务侵占3.16亿元案,打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期的职务侵占罪,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即判即放。

某局局长涉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在无监委书面自首认定的情况下,以笔录与自书材料的时间链条推动自首获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财产刑同步减轻。

某公司控股股东被诬告职务侵占案,逐笔核对资金流水、核查工商档案锁定控方时间线矛盾,历经一年辩护成功取保候审。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任忠孙主任为核心,承接大湾区公职人员、国企人员与企业家职务犯罪案件,留置阶段即可介入。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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