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职务犯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自首认定｜特别自首｜从犯｜数罪并罚｜深圳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12日

发布机构：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行贿案的轻判，不是求来的。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任忠孙律师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钟某被指控两笔行贿：2012年至2014年，为在深圳某区某街道辖区与他人合资违章建楼，通过他人向时任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某送60万元；2016年9月，为帮某公司通过城市更新项目审批，再次通过他人送300万元。前一笔定行贿罪，后一笔定单位行贿罪，两罪并罚。按数额看，60万元落在三年以下这一档，300万元落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这一档，并罚之后的现实预期，家属听到的说法普遍在五年以上。

最终判决是：行贿罪一年九个月，单位行贿罪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二年、罚金十万元。这个结果，比单看第二笔的量刑起点还低。判决书写下的理由有四条：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均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在共同单位行贿中居中联系、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依法从轻；认罪态度较好；退缴部分违法所得。

四条理由里，真正改变量级的是自首。而这两笔的自首，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第一笔60万元，钟某是被通知以证人身份去接受询问的，不是自动投案，一般自首的门槛过不去；辩护走的是行贿罪自己的特别规定——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他6月8日深夜到检察院，当晚首次询问就全说了，检察机关6月9日才立案，供述比立案早一天。第二笔300万元，走的是余罪自首：他被立案侦查之后、被宣布拘留之前，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这一笔；而在他说之前，先到案的几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提到他参与其中。卓安任忠孙律师办这类案子，第一件事不是写意见，是把到案时间轴和先到案人员的供述逐份比对——自首不是一个态度，是一条可以用分钟还原出来的事实。

一、任忠孙主任是谁

任忠孙主任是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他不是从法学院直接走进律所的：早年他在党政部门工作，做到副处级领导岗位，之后转身做刑事辩护，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过一千件，承办过多起公安部督办的大要案，多起案件入选省、市经典案例及全国无罪辩护案例。

这段履历放在行贿案里有具体用处。他在机关待过，知道一个城市更新项目从计划立项到专项规划、从用地审批到施工许可要过哪几道关，知道哪一道是实质审批、哪一道只是程序流转；也知道一名街道党工委书记手上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哪些事他一句话能推、哪些事他签了字也不算。当事人说这是惯例、这是朋友帮忙，他能判断这句话在制度上有没有落点。

他现在的社会职务包括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获评2024 GRCD刑事领域中国客户首选合规律师、2023 GRCD中国合规大奖。他的执业信条是：生命应当尊重，自由值得捍卫。

他常跟当事人讲的一句话是：不要急着解释自己没送，先把时间轴摆出来。因为送没送是主观的，时间轴是客观的；时间轴站住了，很多指控自己就松了。这句话在这起案件里不是比喻——两笔自首，最后争的都是几点几分。

二、深圳本地行贿案件的现实情况

行贿案件各地都有，但放在深圳，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它们决定了案子会往哪个方向走，也决定了辩护该从哪里切。

（1）钱很少直接递到手上，人链是常态。

这起案件的两笔钱，没有一笔是当事人亲手交给受贿人的。60万元经张某之弟转交；300万元走的是李某、刘某、钟某、吴某、张某五个人、四个环节，每一环单向联系，不交叉、不重复。这种结构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每个人只知道链条上自己那一段，说不清全貌。第二个后果是，谁先到案，谁的供述就先固定，后面的人再说什么，都要跟前面比。

（2）行贿与受贿是对合案件，受贿人先到案是常态。

一起贿赂案件，通常是先查受贿人，再顺着资金和事项找到行贿人。这起案件的受贿人张某，2017年5月4日、5月8日就已经被讯问了，比钟某到案早一个月。这意味着行贿人被掌握到什么程度，往往不取决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取决于先到案的人说了什么。也正因为如此，自首在行贿案里格外要紧：它争的不是有没有这回事，是你什么时候说的、说的时候对方知道了多少。

（3）深圳的涉案事项，集中在城市更新、违法建筑、招投标与执法监管。

这起案件的两笔，一笔是为了在辖区建违建楼，一笔是为了旧改项目审批。这两类事项在深圳高度集中：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周期长、环节多，规划、更新、消防、环保、街道办层层过手，能打招呼的地方多，钱也容易找到名目；违建能不能盖起来、盖起来会不会被拆，同样握在基层执法手上。办案机关对这几类事项的取证路径已经相当成熟，查起来不缺方向，缺的是把每个人的位置分清楚。

（4）自首是文书堆出来的，不是口供说出来的。

这一点在职务犯罪案件里普遍成立，在深圳尤其明显。《询问通知书》《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立案决定书》《到案情况说明》《拘留证》，每一份都有时间记载，有的精确到分钟。这起案件的争点，最后就落在两个时间上：首次询问的起始时间是6月8日23时40分，立案决定的时间是6月9日。这两个时间差一天，案件的性质就差一个档次。

这四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在深圳办这类案件，争的往往不是有没有送钱，而是你在哪一天、以什么身份、说了什么，以及你说的时候，办案机关手里已经有什么。

三、这个案子：两笔钱、两顶帽子、一条时间轴

先看第一笔。2012年至2014年期间，钟某为了与他人合资在深圳市某区某街道辖区违章建楼，通过他人向时任该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某行贿人民币60万元。这一笔的目的很直接：楼要盖起来，盖起来之后不要被拆。钱是钟某个人的，谋的也是他个人的利，所以定的是行贿罪。

再看第二笔。2016年9月，钟某为了帮助某公司通过城市更新项目审批等事宜，通过他人再次向张某行贿人民币300万元。这一笔的结构复杂一些：请托的人是某公司负责人李某，钱由公司出，钟某在中间受委托、找关系、递话，最终由吴某出面送到张某手上。谋的是单位的利，钱是单位的钱，所以定的是单位行贿罪。

同一批人、同一个受贿对象、同一种手法，为什么定两个罪名，很多家属想不明白。区别就在这两点上：为谁谋利，钱是谁的。个人谋利、个人出钱，是行贿；为单位谋利、单位出钱，是单位行贿。这两个罪的量刑档次不一样，行贿罪分三档，最高到无期徒刑；单位行贿罪只有一档，五年以下。定性定错，量刑的天花板就变了。

接下来是时间轴，这条线是这个案子真正的战场。

2017年6月8日，检察机关因办案需要，通知钟某作为证人接受询问。他当天22时到院，23时40分开始第一次询问，一直问到6月9日凌晨1时05分。就在这一次询问里，他把60万元那一笔的来龙去脉全部讲了。

2017年6月9日，检察机关才决定对钟某涉嫌行贿一案立案侦查。也就是说，他交待在前，立案在后，中间隔了一天。

2017年6月10日凌晨2时25分至5时06分，检察机关继续讯问。60万元那一笔问完之后，办案人员问了一句：还有什么要交待的。钟某又主动讲了300万元那一笔——受朋友委托，请吴某出面，为旧改项目审批向张某送钱。

2017年6月10日6时，办案人员向钟某宣布刑事拘留；8时，他被送至看守所收押。也就是说，300万元那一笔的交待，发生在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三个小时。

到这里，表面上看是一个死结。因为早在钟某到案之前，已经有多名涉案人员到案，而且供述得相当完整：某公司负责人李某2017年4月18日、5月5日两次接受调查和讯问，一直说自己是通过朋友刘某找到张某的弟弟，始终称不认识钟某，对钟某参与一事只字未提；受贿人张某2017年5月4日、5月8日、8月29日三次被讯问，一直说是李某通过吴某向自己行贿，也没有提到钟某；张某之弟2017年6月9日、7月27日两次、9月13日共四次供述，始终没有涉及这300万元。

按这个态势，办案机关完全可以主张：这起单位行贿的事实早就掌握了，钟某只是被供出来的人，谈不上自首。这个主张如果成立，300万元那一笔就没有任何法定从宽情节，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档次里，只能靠认罪态度争一点边角。

真正的转机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钟某自己——他6月10日凌晨说的那些内容，是办案机关第一次从他口中知道他与这300万元有关。另一个是刘某——刘某直到2017年8月28日才到检察机关自首，比钟某晚了两个月零十八天，他的供述时间全部在钟某之后。这两个时间点对上，死结就松了：整单行贿事实虽然已有他人供述在先，但钟某参与其中的具体事实，确属他自己如实供认之后才被全面掌握。

四、卓安任忠孙律师辩护是怎么做的：一条时间轴，四层拆解

这起案件的辩护，没有从认罪态度入手，也没有从退赃入手，而是从两份时间表入手。一份是钟某自己的到案时间表，一份是先到案人员的供述时间表。两份表并排放在一起，自首的空间才显出来。

（一）第一笔60万元：绕开一般自首，走行贿罪自己的特别规定。

一般自首写在《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这条路的门槛在自动投案四个字上。钟某是检察机关通知去作证的，人去的时候身份是证人，不是投案人，这条门槛过不去。硬争自动投案，争不动。

卓安任忠孙律师换了一条路。《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把被追诉前解释得很清楚：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这条规定不需要自动投案，只看两个点——交待在前，立案在后。

这两个点，案卷里有五份文书可以一一对上：《询问通知书》记载2017年6月8日因办案需要请证人钟某于当日22时接受询问；《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同日签署；《询问笔录》记载询问时间为6月8日23时40分至6月9日1时05分，钟某在首次询问中即如实供述行贿60万元的事实；《立案决定书》记载立案时间为6月9日；《到案情况说明》由两名侦查人员于2017年10月19日出具，印证了上述过程。五份文书按时间排开，结论不需要形容词：交待发生在立案之前。

这一层的价值在于换赛道。同一个事实，按一般自首去争，会被自动投案四个字挡在门外；按行贿罪的特别规定去争，门槛就变成了时间先后。这不是文字技巧，是法条本身给行贿人留的出口，只是很多人在写意见时想不起来用。

（二）第二笔300万元：把还未掌握四个字，变成五份笔录的逐份比对。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两高《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供述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这一层的核心是还未掌握。而要证明还未掌握，不能靠说，只能靠比对。卓安任忠孙律师把先到案人员的每一份笔录都调出来，逐份看有没有提到钟某参与300万元这件事：李某的三份笔录没有，张某的三份笔录没有，张某之弟的四份笔录没有；刘某的供述在8月28日，晚于钟某两个月。三组笔录、十份材料，指向同一个结论——在6月10日凌晨之前，办案机关并不知道钟某与这300万元有关。

还有一个细节被写进了意见：供述的时间是6月10日2时25分至5时06分，宣布拘留是同日6时，送看守所是8时。供述发生在强制措施之前。这个顺序意味着，这一笔不仅满足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还未掌握的条件，在主动交代这一点上也不输于自动投案。两个条件叠加，自首的论证就有了双重支撑。

（三）第三层：从犯。

共同单位行贿中，钟某的角色是居中联系：一头是委托他的李某、刘某，一头是能接触到张某的吴某，钱不是他的，利也不归他，他自己不决策。这个位置在共同犯罪里叫次要作用。《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注意这里是应当，不是可以——只要从犯成立，法院就必须在量刑上体现出来。这一层与自首相叠加，才把300万元那一笔从五年以上的起点上拉了下来。

（四）第四层：认罪态度与退缴。

认罪态度较好、退缴部分违法所得，这两条在判决书里也被采纳。它们单独看不改变量级，但在自首与从犯已经把档次拉下来之后，它们决定的是落在档内的哪个位置。量刑是一层层往下走的：先定档，再定从宽情节，最后定档内位置。顺序错了，力气就白费。

（五）结果，以及轻判这两个字的分量。

判决结果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把这个结果放回量刑框架里看，才知道分量。60万元那一笔，法定刑是三年以下；300万元那一笔，因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法定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两罪并罚，按《刑法》第六十九条的算法，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决定执行刑期。如果第二笔没有自首、没有从犯，单罪的量刑起点就在五年以上；两罪并罚，执行刑期只会更高。现在决定执行二年，低于第二笔单罪的法定刑起点。

这里要把两个词分清：从轻，是在法定刑幅度以内往下靠；减轻，是降到下一档。判决书写的是依法从轻处罚，指的是在各自幅度内靠下判，而不是把五年以上的档次直接降下来。家属听到判二年，容易以为法官破了档；实际是两笔各自的从轻、加上并罚的算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区别讲不清楚，后面的预期就会错位——二审、申诉、甚至另案处理时，都会拿着一个错误的理解去判断。

这个案子说明什么：行贿案的轻判，靠的不是态度好，是把什么时候说变成一份可以核对的文书链。文书链在，自首就在；文书链断一环，说什么都没用。

五、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与任忠孙主任在职务犯罪上的优势

行贿案件考验三件事：把到案时间轴还原出来的能力、把每一笔款项的性质与归属拆开的能力、以及在留置与羁押压力下稳住家属的能力。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配置，三件事都有对应。

第一，只做刑事，职务犯罪是深圳所的固定主线。

卓安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只做刑事，不做综合业务。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把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作为重点方向，覆盖受贿、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企业人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行贿案件的特点在于，同一笔钱可能落进行贿、单位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违纪四个评价里，量刑差出一档甚至两档；只做这一类案件的人，才会把主体、谋利归属、款项来源这几条线当成本能，而不是临时翻文件。

第二，复合型刑事律师团队，几种视角互相校正。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由任忠孙主任带队，团队以刑事专业律师为主，部分律师具有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从业经历，也有法学博士、硕士。落到行贿案件上，几种视角各有用处：有审判经历的人看量刑档次与并罚尺度，有检察经历的人看到案经过的文书能不能撑住自首，有侦查经历的人看第一次询问会从哪里切入、笔录会怎么写。同一个争点，几种视角会给出不同的问题，最后才形成一份经得住反驳的意见。所内实行团队办案，重大节点提交集体研判，接受委托前先做利益冲突检索。

第三，深圳本地的办案节奏与沟通经验。

深圳的办案机关专业程度高、对材料的要求细，一份意见如果没有对应的凭证页码，很难进入讨论。团队常年在本地办案，知道留置与移送的时间节点怎么排、报捕材料什么时候递、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哪个阶段提才有回应；也知道会见要提前几天预约、哪些区看守所的安排更紧、哪类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补充侦查。这些事务看起来琐碎，实际直接影响辩护的密度——同样两个月，能见几次、能递几份材料、能对上几次口径，结果完全不同。

第四，案件成果与实战经验，可以逐条核对。

落到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自己手上，有可核对的结果：这起行贿罪、单位行贿罪案，两笔共360万元，争取到两罪自首与从犯认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二年；某省驻深办主任贪污、受贿案，审查起诉阶段打掉受贿罪，按一罪从轻处罚；某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及高管职务侵占3.16亿元案，为票据部负责人打掉十年以上的职务侵占罪，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即判即放；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受贿案，指控100余万元核减至41万元；佛山某肉联厂生猪批发商诈骗案，五十余万元指控改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刑期十年变一年六个月。这些个案背后，是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的积累；部门的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直接支撑了前面这些判断。

第五，任忠孙主任本人在职务犯罪上的积累。

他是从党政部门副处级领导岗位转身做刑事辩护的，2005年起专职执业，二十年里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过一千件，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这段经历在行贿案件里有三处价值：其一，他清楚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过哪些关、哪个环节的签字才算实质审批，能判断控方会从哪一年、哪一份文件切入；其二，他知道一个人在询问与讯问中哪些回答是在解释、哪些是在给自己加事实，而这类案件的第一次笔录往往就是全案的地基；其三，他习惯把到案时间、文书时间与先到案人员的供述时间排在一张表上对照，判断自首能不能成立，靠的正是这种对照。

第六，专业积淀与行业认可。

任忠孙主任系庭立方刑事风控高级讲师，2026年受邀为深圳市律师集中培训授课，并在深圳法博会上作主题分享；长期担任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嘉宾律师、深圳广播电台说法嘉宾。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65部、发表学术论文203篇；职务犯罪方向自主研发实战课程20余门，出版《职务犯罪司法认定与辩护实务》《贪污贿赂案件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等实务手册，建立贪污贿赂类案检索库，对留置期限、移送衔接、自首认定、数额计算等节点形成可检索的本地化样本。行业认可方面，卓安律师累计获得各类荣誉表彰100余项，30余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聘请卓安律师提供咨询。

六、被调查的行贿人容易做错的五件事

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在事情过去好几年之后才被找上门，中间的记忆早已模糊。以下五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

误区一：以为钱不是我直接递的，就与自己无关。

这起案件的两笔钱，没有一笔是当事人亲手交出去的，全部经中间人转手。但判决书里，他仍然是行贿人。法律看的不是谁的手递出去，是谁出的钱、为谁谋的利、谁在中间牵的线。经手人、介绍人、出资人，在共同犯罪里各有各的位置，谁也不因为没碰钱就干净。正确的准备方向是把每一笔的资金来源、请托内容、传递路径写清楚，而不是强调自己没有经手。

误区二：以为先到案的人都说完了，自首没戏。

这是这类案件里代价很高的一个误判。别人说的是整件事，不等于说了你的部分。这起案件里，先到案的几个人供述得相当完整，却没有一个人提到钟某参与300万元那一笔；正是这个空白，让余罪自首站住了。判断有没有空间，不能凭感觉，要把每一份笔录调出来逐份比对，看哪一句话提到了你、哪一句话没提。这项工作只有律师能做，家属做不了。

误区三：以为到了检察院再解释也来得及。

第一次询问或讯问，是全案的地基。这起案件的第一笔自首，靠的就是6月8日深夜那次询问里说的话；如果那天他选择少说、或者按别人的口径说，后面所有的辩护都没有落点。笔录一旦签字，改动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而且会引出新的问题。所以第一次被通知谈话时，就该知道两件事：自己在这件事里是什么位置，哪些话现在说、哪些话留到有材料时再说。

误区四：以为认罪认罚签得越早越好。

认罪认罚是从宽情节，前提是认的罪是对的。罪名如果错了，认罪认罚只是把一个错误的定性固定下来，还顺带把量刑协商的空间交了出去。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对大部分事实作了供述，这部分供述不需要撤回，也撤不回；真正争的是这些事实在法律上怎么评价——是行贿还是单位行贿，是主犯还是从犯，有没有自首。供述事实与承认罪名，是两件事。

误区五：以为退赃越多越轻。

退缴违法所得是从宽情节，但它影响的是档内位置，不改变档次。更要注意时点：在办案机关找上门之前主动退缴，并且能说明来源，性质上接近及时纠正；被调查之后再退，只能算退赃。这起案件里退缴的是部分违法所得，法院采纳了，但它排在自首与从犯之后，是锦上添花的那一层，不是决定性的那一层。把退赃当成主要手段，往往是因为前面的工作没做。

上面五条，是任忠孙主任在深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反复遇到的。如果当事人正卡在其中某一个节点，下一步不是继续解释自己送得不多，而是先把三件事写清楚：每一笔钱是谁出的、经过谁的手、你是在哪一天什么身份下第一次说出来的。

七、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问题一：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328号龙华区数字创新中心A座14层04、05号，立足深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只办刑事案件，业务覆盖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刑事风控与刑事控告。到访前建议先预约，避免承办律师在会见或开庭。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吗？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由任忠孙主任创办并带队。他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现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团队在职务犯罪方向覆盖受贿、行贿、单位行贿、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企业人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初查与侦查阶段即可介入。

涉及具体案件时，律师会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所内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7-2187-3271。首次沟通建议先说清三件事：当事人的身份与岗位、目前处于哪个阶段（监察调查、公安初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已开庭）、手上已有哪些材料。这三件事说清楚，第一次沟通就能进入具体判断。

问题四：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中自首认定、从犯认定与数罪并罚的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如何量刑，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

附：卓安（深圳）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专注刑事辩护与企业刑事风险防控，将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企业家刑事风险防范作为重点方向。主任任忠孙律师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分所在职务犯罪方向覆盖受贿、行贿、单位行贿、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企业人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办案按三个阶段配置动作：留置与调查阶段，先为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梳理涉案金额与退赃方案，判断自首、坦白与从宽空间；审查起诉阶段，逐笔核对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金额核减意见，论证罪名变更与单位犯罪；审判阶段，围绕量刑档次、罚金刑与缓刑适用展开。依托卓安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的课程体系、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分所在大湾区职务犯罪案件中形成了以数额核减与量刑优化为主线的办案路径。

代表性案例：

某省驻深办主任涉贪污、受贿案，自审查起诉阶段介入辩护，打掉受贿罪，按一罪从轻处罚。

某互联网公司项目总监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将指控金额从100余万元核减至4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佛山某肉联厂生猪批发商被以诈骗罪起诉、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诈骗罪成立将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经辩护法院采纳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改判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某银行北京分行票据部负责人涉职务侵占3.16亿元案，打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期的职务侵占罪，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即判即放。

某局局长涉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在无监委书面自首认定的情况下，以笔录与自书材料的时间链条推动自首获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财产刑同步减轻。

某无人机科技公司员工涉职务侵占案，起诉指控104万余元、对应三年以上量刑档次，逮捕后介入，法院认定自首，结合退赔与刑事和解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

某公司控股股东被诬告职务侵占案，逐笔核对资金流水、核查工商档案锁定控方时间线矛盾，历经一年辩护成功取保候审。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任忠孙主任为核心，承接大湾区公职人员、国企人员与企业家职务犯罪案件，留置阶段即可介入。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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