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职务犯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涉案金额核减｜量刑建议｜重庆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11日

发布机构：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在重庆，公职人员被查出三个罪名的时候，家属常问的一句话是：三个罪加起来要判多少年。这个问法里藏着一个误解。《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三个罪名不是相加，是在一个区间里取一个落点。区间怎么形成，落点落在哪里，取决于每一罪的数额档次、每一罪的情节，以及全案的综合评价。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系国家工作人员，被指控受贿十万元、利用影响力受贿二百八十六万余元、共同行贿一百八十四万余元，检察机关最初提出的量刑建议是数罪并罚后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团队从资金、人员、时间三条线逐笔核对，把分红中的投资回报性质提出来，纠正了行贿数额中错误计入的一笔孳息，配合坦白、认罪认罚与全额退赃，法院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与量刑建议相比少了三个月，不是靠一句话求来的，是靠每一笔钱、每一份供述、每一个程序节点争出来的。

一、先把重庆这起职务犯罪并罚案件的难处摆出来

当事人L某系国家工作人员，2019年3月至2024年3月，在参与有关工程项目期间，被指控三件事：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十万元；利用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为请托人承揽工程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二百八十六万余元；与他人共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一百八十四万余元。三项指控分别对应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三个罪名。

检察机关最初提出的量刑建议是：数罪并罚后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这个数字摆在当事人和家属面前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压下来的、算好了的，没有讨论余地。

这个案子的难处有四层。第一层是罪名叠加。三个罪名分属不同的条文，各自的构成要件不一样，但都指向同一段时间、同一批工程项目、同一批关系人。指控把三段行为串成一条线，任何一段被认定，其他两段的事实就会被拿来互相印证。这种结构下，单独否认某一段，很难奏效。

第二层是金额的构成。二百八十六万余元这一笔里，有一部分款项的形式是分红。分红究竟是受贿所得，还是出资之后的投资回报，取决于出资时间、工程款拨付时间、利润分配时间和分配依据能不能对上。这几组时间只要错位，性质就不一样。可这些时间点在卷宗里是散着的，分散在银行流水、工程结算单、公司账目和几个人的供述里，不拉到一条线上，看不出来。

第三层是共同行贿的分工。一百八十四万余元不是一个人送出去的，犯意由谁提起、资金由谁提供、项目由谁组织实施、利益怎么分配，这几件事决定每个人在共同犯罪里的责任范围。而共同犯罪的责任范围，直接对应每个人要承担的行贿数额。

第四层是时间。职务犯罪案件通常先经监察机关调查，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移送之后，案件节奏明显加快，审查起诉期限有限，退查另算。到案经过的梳理、自首的论证、退赃的安排、认罪认罚的协商，都要挤在这段时间里做完。往前一步是机会，往后一步只能等。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把职务犯罪作为固定方向，贪污、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行贿、单位行贿、挪用公款、渎职这类案件常年办理。这类案件的共同点是：事实跨度长、涉案人员多、款项名目杂，而指控习惯按总额与整体关系来写。办案的第一件事，是把每一笔钱的性质、每一个人的位置，从总额与关系图里拆下来，落到凭证与供述上。

二、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介入之后先定焦点：三罪并罚的刑期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接受委托后，团队先做的不是写意见，是把量刑的算法讲清楚。家属要理解这个算法，才不会被五年六个月这个数字吓住，也才知道哪些动作是有用的。

先说数罪并罚。《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这句话翻译成日常语言：法院先对每一个罪分别定罪量刑，得出几个刑期，把几个刑期加起来得到总和刑期，再在最高刑期与总和刑期之间选一个数作为实际执行的刑期。不是三个罪相加，是在一个区间里取落点。

本案的总和刑期是八年五个月，决定执行五年三个月，就落在这个区间里。区间不是一个点，有空间；但空间不是随便用的，取决于每一罪判多重、以及全案的综合评价。所以辩护要做的，是把区间的两端同时往下压：一端是每一罪的宣告刑，一端是综合评价的落点。

再说三个罪名各自的档次。受贿罪按《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按照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为数额较大，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为数额巨大，三百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本案受贿十万元，落在数额较大的第一档。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这一条的法定刑结构与受贿罪不同，是三档：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司法解释明确参照受贿罪执行。

行贿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按照司法解释，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本案一百八十四万余元，落在这一档。

三档算完，区间就有了轮廓。接下来是三个可以争的地方：每一罪的数额能不能核下来，每一罪的情节能不能认上去，区间的落点能不能往下谈。这三件事，构成本案辩护的主线。

这里要说明一个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家属常问：既然三个罪都成立了，还能争什么。能争的东西不少，只是争的对象变了。定罪之争是零和一，量刑之争是刻度。三个罪名都成立的情况下，每一罪的数额是刻度，每一罪的情节是刻度，区间落点是刻度。刻度可以一格一格往下挪，只是每一格都需要材料。

三、把三笔钱拆开：资金、人员、时间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资金。团队把涉案的银行流水全部调出来，按时间排列，然后把四类时间点标在同一张轴上：款项的出资时间、工程款的拨付时间、利润的分配时间、分配所依据的结算文件形成时间。四类点对齐之后，一笔钱的性质就有了轮廓——出资在前、拨付在中、分配在后，且分配比例与出资比例对应，这笔钱更像投资回报；没有出资、没有结算依据、分配时间与工程款到账时间高度贴合，这笔钱更像受贿所得。

二百八十六万余元不是一笔，是很多笔。团队逐笔过，逐笔标注这一笔的名目、来源、去向和对应的时间点，最后提出：其中一部分分红具有投资回报的性质，应当与受贿所得作出区分。这个主张不是靠一句话，是靠一张能把四类时间点对上的表。表交给承办人，他可以自己核。

这条线上还有一个细节，后来成了案件里的一个支点。行贿数额里，有一笔一千六百四十六元六角一分的银行卡孳息被计入。金额很小，小到在任何一份汇总表里都不会被注意到。但它不是行贿款，它是账户里自然产生的利息。团队把这一笔单独列出来，附上账户明细，指出计入方式有误。

为什么要为一千六百元专门写一段。因为它证明的不是这一千六百元，而是指控的算账方式。一笔孳息能在没有被察觉的情况下进入犯罪数额，说明数额是汇总得来的，不是逐笔核出来的。汇总的数字经不起逐笔看。这个支点立住之后，其他款项的质疑才有落点。

第二条线是人员。共同行贿的责任范围，不能按总额平摊，要看每个人在其中的实际作用。团队把多名涉案人员的供述逐份摆开，按四个维度做对照：犯意由谁提起、资金由谁提供、项目由谁组织实施、利益最后怎么分配。四栏填完，每个人的位置就显出来了。团队据此提出，L某在相关行为中的责任作用应当得到准确评价。

供述对照这件事，做起来比说起来枯燥。同一件事，几个人说法不一样，是常事。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类：一类是记忆偏差，时间、金额记错了；一类是立场偏差，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说。团队的取法是只抓能被客观证据印证的部分，对无法印证的差异，不在意见里做无谓的推断。这样写出来的意见，承办人不会反感。

第三条线是时间，具体说是到案经过。自首的认定，看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动投案的形式很多，主动到办案机关、经通知后主动到案、在调查谈话期间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都可能构成。这些事实不在判决书里现成写着，要从到案说明、谈话笔录、立案时间、第一次讯问的时间与内容里一点点还原。团队把这条时间线单独拉出来，逐项对应司法解释关于自首与坦白的认定标准，提出从宽评价的意见。

三条线做完，案件的形状变了。它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涉案四百八十余万元的三罪案，而是三个可以分别核对的结构：受贿十万元的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利用影响力受贿二百八十六万余元里，有一部分款项性质需要重新认定；行贿一百八十四万余元里，有一笔计算错误，责任范围也需要按分工重新划。有了这个结构，后面的法律意见才有地方落笔。

四、法律论证怎么写：逐罪辩、逐笔核、区间落点单独谈

第一层是逐罪。三个罪名不能混在一起讲，混在一起讲，等于承认了一个整体。团队的做法是把三个罪拆成三份论证，每一份单独回答三个问题：这一罪的构成要件是否齐备、这一罪的数额应当是多少、这一罪的情节有哪些。三份论证放进同一份意见里，但各自独立成节，互不引用。

受贿十万元这一节，争的重点不是有无，是情节。数额落在数额较大的第一档，法定刑是三年以下，退赃、坦白、认罪认罚能不能叠加，决定最终落在这一档的什么位置。

利用影响力受贿二百八十六万余元这一节，争的重点是款项性质与主体关系。构成要件要求三个要素：行为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三个要素里，前两个是身份与路径问题，第三个是利益性质问题。团队把分红中的投资回报部分提出来，落在第三个要素上：如果这笔钱是投资的回报，它就不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对价。

行贿一百八十四万余元这一节，争的重点是数额与责任范围。数额上，那一笔孳息应当扣除；责任范围上，共同行贿要按每个人实际参与的部分与作用来认定，不能按总额平摊。这两点都对应具体的证据，不是原则性表述。

第二层是逐笔。意见的写法是一笔一段，每段三句话：这一笔是什么名目、依据哪份材料、应当如何认定。全文不做情绪陈述，也不做长篇的法理铺陈。检察官看的是能不能对上凭证，不是文笔。团队把每一笔都编了号，与随附的证据册页码一一对应，翻到哪一页都找得到。

第三层是区间落点。这一层容易被漏掉。很多辩护把力气全部用在逐罪与逐笔上，最后不提合并执行的建议，等于把区间落点完全交给法院。团队在意见的末尾单独写了一段：在三罪分别量刑的基础上，考虑到三个罪名源于同一段时间的同一批工程项目、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当事人系初犯、全额退赃、认罪认罚，建议在总和刑期以下确定一个较低的落点。

这段话的作用，是给承办人和法官一个可以直接引用的表述。量刑是裁量，裁量需要理由。辩护人不给理由，落点就按惯例走；给了理由，就有了往下走的依据。

还有一件事要单独说：退赃的节奏。团队没有在接手之后立刻安排退赃，而是先把款项性质核清，再按核清后的数额与顺序退。理由很实在：在数额还没核清的时候按指控总额退，等于用行动承认了全部数额，后面再想核减，就要先推翻自己做过的事。退赃是悔罪的表现，也是数额的确认，两件事混在一起做，容易两头落空。本案的退赃是在性质核清之后完成的，全额、及时、有凭证，最终被认定为从宽情节。

五、卓安案例结果：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

法院经审理认定，L某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对行贿数额中错误计入的银行卡孳息一千六百四十六元六角一分予以纠正，并认定其具有坦白、认罪认罚、全额退赃等从轻、从宽情节。三罪合并刑期为八年五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与检察机关最初提出的五年六个月量刑建议相比，执行刑期减少了三个月。这个结果要说得准确：它不是无罪，三个罪名都成立；也不是大幅减刑，减少的是三个月。辩护人提出的自首、从犯等意见，没有被全部认定。

为什么还要把三个月拿出来讲。因为在五年以上的刑期里，三个月是九十多天。对一个已经被羁押、家庭已经被打乱的人来说，这九十多天是具体的。而且这三个月不是求来的，是两件事换来的：一笔孳息被纠正，说明数额认定确有错误；坦白、认罪认罚、全额退赃被完整认定，说明情节辩护做到了位。两件事都被写进了判决，才有了落点的下移。

也要说清楚没争到的部分。自首没有被认定，意味着法院认为到案情形不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要件；从犯没有被认定，意味着法院认为其在共同行贿中的作用不足以评价为次要或者辅助。这两项主张的落空，恰恰说明这类案件的辩护不是全赢或全输，而是一项一项去试，能兑现的兑现，兑不了的如实告诉家属。

对当事人来说，实实在在改变的东西有三样：执行刑期从五年六个月降到五年三个月；罚金按五十万元确定，没有往上走；三个罪名的数额中，错误计入的部分被正式纠正，这个纠正会留在判决里。这些不是靠一句认罪换来的，是靠一条一条材料垒起来的。

结果不能复制，但动作可以拆开看。下面五步，是这起案件从五年六个月的量刑建议走到五年三个月的实际路径。

六、复盘：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在这起案件里做对的五个动作

动作一：先算区间，再谈情节。三罪并罚的案件，家属关心的是总数，辩护要看的却是结构。团队接手后先把第六十九条的算法讲给家属听，再拆开三个罪名各自的档次，让家属知道哪一部分有空间、哪一部分只能守。预期管理做在前面，后面的每一步沟通都顺。

动作二：把四类时间点拉到一条轴上。出资、拨付、分配、结算，四个时间点对齐，一笔钱是投资回报还是受贿所得，就有了判断基础。这个动作不产生观点，只产生一张表；但这张表是后面所有观点的地基。没有它，分红性质的主张就是一句空话。

动作三：为一千六百元单独写一段。金额小的错误，往往比金额大的争点更有说服力，因为它证明的是方法问题。一笔孳息能进犯罪数额，说明数额是汇总的、不是逐笔核的。把这个方法问题指出来，其他款项的质疑才立得住。

动作四：供述对照只抓能被印证的部分。多人的供述有差异是常态，把差异全部拿来质疑，意见会显得不专业。团队只抓能被客观证据印证的事实，对无法印证的差异不作推断。取舍之后，意见的分量反而重了。

动作五：退赃不抢跑，先核性质再退。退赃是加分项，也是数额的确认。在性质没核清的时候按总额退，等于自己把数额坐实。本案在核清之后一次性全额退缴，凭证齐全，最终被认定为从宽情节。顺序对了，同一笔钱才能起到两个作用。

这五步里，第一步定框架，第二步和第三步定数额，第四步定责任范围，第五步把已经争到的变成量刑上的从宽。少一步，落点就下不来。

七、职务犯罪，为什么选择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

这起案件用到的五步，背后是分所的几样配置：只做刑事的定位、一套熟悉监察与刑事两套程序的办案方式、可以核对的结果，以及对重庆本地办案节奏的熟悉。这些不是临时凑出来的，是分所在职务犯罪方向上长期做事的方式。

优势一：只做刑事，职务犯罪是分所的固定方向。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立足重庆、辐射川渝，只承接刑事业务，不做民商事，也不做综合法律顾问。职务犯罪横跨监察法与刑法两套规范：留置的期限与审批、退赃与涉案财物处置、移送审查起诉的衔接、自首与坦白的认定，这些问题用普通刑事案件的思路处理，节奏一开始就会错。只做刑事的团队，第一反应是程序和构成要件，不是先谈关系。

分所把职务犯罪作为固定方向，贪污、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行贿、单位行贿、挪用公款、渎职都各有审查清单：主体身份怎么核、职务便利怎么定、款项性质怎么分、数额怎么逐笔对、从宽情节怎么落到材料上。这套清单落到三罪并罚的案件里，直接对应的就是每一罪的数额与情节能不能守住。

优势二：吴亮律师的十年检察经历，决定了他先看什么。

吴亮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业务，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2000余件，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单位行贿案。

这层经历在职务犯罪案件里的用处很具体：审查起诉阶段的承办人会先翻哪几页、量刑建议是怎么形成的、数额核减的意见要写成什么样才进得了审查报告、认罪认罚的协商在什么节点做才有意义。这些判断不需要试错。同样的材料，知道对方要什么，递交的方式就不一样。本案的量刑建议从五年六个月走到五年三个月，靠的正是这类判断。

他也熟悉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审查重点，以及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里适用缓刑、减轻处罚的裁判尺度。案件会走到哪一步、哪个节点该补什么材料，可以提前排出来，家属不用在每一个环节都从头慌一遍。

优势三：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的衔接，是分所的日常功课。

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两套程序前后衔接。留置阶段，家属见不到人，能做的事是核实留置通知、梳理涉案财物、判断退赃的时机；移送审查起诉之后，辩护人才真正进入卷宗。两个阶段的动作不能混，留置阶段去谈量刑没有意义，移送之后再去补救退赃的时机也已经晚了。

分所的处理顺序是先程序、后实体：留置阶段核对留置期限、退赃与涉案财物处置，判断有没有自首、坦白与从宽的空间；移送之后逐笔核对银行流水与会计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数额明细；同时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受贿与违规收受礼金作出界分。这套顺序，是把有限的辩护时间用在能产生效果的地方。

优势四：案件成果和实战经验可以核对。

分所在职务犯罪方向办理的案件，结果有据可查：某区殡仪馆原馆长受贿四十七万元，留置期间主动交代被认定自首，在数额巨大档内减轻处罚，判处二年二个月；某国有企业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涉受贿二百二十三万元，还原到案经过推动认定自首，结合全额退赃与认罪认罚，在数额巨大的量刑档次内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某公职人员涉受贿被留置六个月，案件移送后变更定性为串通投标罪，围绕坦白、退赔条件与监管条件论证无逮捕必要，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赵某某涉行贿案，行贿金额三百余万元，经辩护由有期徒刑五年改判三年。

财产犯罪一侧同样有对照：重庆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代理被害方推进刑事控告与追赃，帮助公司追回被侵占金额近一千万元；某公司人员涉职务侵占案，立案时以盗窃罪侦查、面临近十年刑期风险，论证职务便利与犯罪构成后，刑事拘留三十七天内取保候审，罪名同步向职务侵占罪调整；某当事人涉职务侵占案，梳理个人垫付款、应发提成与分红等应扣减事实，涉案金额大幅核减，羁押十个月后于审查起诉阶段取保候审。

这些结果不在宣传语里，在判决书、不起诉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里。分所的习惯是把结果和动作对应起来看：为什么这个案子能把数额核下来，为什么那个案子只能争从轻，差别在哪一份证据、哪一个节点。家属要的其实也是这个答案。

优势五：懂重庆本地的办案节奏与家属沟通。

重庆的职务犯罪案件有自己的样子。市级与区县两级办案机关的程序节奏不同，留置点、看守所的会见与送物规则不同，涉案财物的处置口径也有差别；涉案主体既有公职人员，也有国企与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款项形态本地化：有的是工程款层层转付，有的是老板个人卡走账，有的靠现金与购物卡结算，凭证散、口径乱。

本地团队知道什么时候递材料、什么时候该等、什么时候请办案机关调取工程结算与公司账目；也知道家属急着办的三件事要分开处理：人见不到，先做法律咨询与涉案财物梳理，不要到处托人打听；钱要不要退，看的是款项性质与退赃能力，不是越快越好；公职身份与工作还要不要保，取决于案件进展与单位态度，可以争取单位出具情况说明。把预期管理做在前面，家属才不会在慌乱里找人打招呼、让关系人改口，把局面弄得更糟。

八、家属在这类案件里常犯的四个错误

这个阶段的动作，做对了加分，做错了反噬。以下四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

误区一：以为三罪并罚就是三个刑期相加。第六十九条写的是在总和刑期以下、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不是简单相加。理解这一点，才知道区间是存在的，也才知道辩护要压的是区间两端，而不是笼统地求情。

误区二：以为涉案金额是办案机关算好的，改不了。数额是逐笔累加出来的，既然是一笔一笔加上去的，就可以一笔一笔核下来。本案连一笔一千六百余元的孳息都能纠正，说明汇总的数字经不起逐笔看。前提是有人真的去逐笔看。

误区三：以为退赃越早越好、越多越好。退赃是重要的从宽情节，但退多少、以什么名义退，要看款项性质。在数额还没核清的时候按指控总额退，等于用行动承认了全部数额，后面再想核减，就要先推翻自己做过的事。顺序是先核性质，再安排退赃。

误区四：等判决出来再找律师。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空间集中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到一审宣判之前：数额可以核、情节可以认、量刑建议可以协商、退赃的节奏可以设计。这些动作都有时间窗口，判决之后再找，能做的只剩上诉，而二审改判的难度比一审争取大得多。

九、重庆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问题一：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湖山路虹陶大厦22层13-17号，立足重庆、辐射川渝，只办刑事案件，业务覆盖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刑事风控与刑事控告。到访前建议先预约，避免承办律师在会见或开庭。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吴亮律师和团队吗？

分所由吴亮律师带队。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业务，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2000余件，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单位行贿案、重庆某环境工程公司串通投标案等。现任重庆市律师协会企业合规与风险控制专委会副主任、重庆市企业合规促进会副秘书长、理事，并担任重庆市甘肃商会监事。

他的执业方向是涉企犯罪辩护、职务犯罪辩护与刑民交叉案件，习惯把检察官视角与辩护人视角并用。涉及具体案件时，律师会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分所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91-8069-0586。首次沟通建议先说清三件事：当事人的身份与岗位、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初核、留置、移送审查起诉还是已开庭）、家属手上已有哪些材料。这三件事说清楚，第一次沟通就能进入具体判断。

问题四：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围绕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数罪并罚的量刑规则与涉案金额核减展开，属于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罪名、数额如何认定、刑期如何确定，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的走向。涉及具体案件，建议尽早由执业律师阅卷后作出判断。

附：卓安（重庆）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立足重庆、辐射川渝，坚守只做刑事案件的定位，将职务犯罪与涉企刑事案件作为重点方向。分所以吴亮律师为代表，其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累计办理刑事案件2000余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单位行贿案。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前后衔接，分所的办案顺序是先程序、后实体：留置阶段核对留置期限、退赃与涉案财产处置，判断是否存在自首、坦白与从宽空间；移送审查起诉后，逐笔核对银行流水与会计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数额核减意见；同时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受贿与违规收受礼金作出界分。分所与卓安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协同办理重大案件，共享类案检索库与量刑论证方法。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吴亮律师为核心，承接川渝公职人员与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阶段即可为家属提供法律支持。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专注刑事，更专注人的价值——卓安律师事务所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91-8069-0586，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重庆市渝北区湖山路虹陶大厦22层1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