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经济犯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数额｜共同犯罪｜从犯认定｜审查逮捕｜不予批准逮捕｜深圳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11日

发布机构：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金融犯罪辩护和财产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在深圳，制造业链条上的人容易碰上这一类案子。厂里做的活是别人的牌子，贴标这道工序由谁安排、从哪天开始、有没有授权，一线的人往往说不清，等到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刑事拘留，才发现自己站在了共同犯罪的位置上。家属关心的是人在批捕前能不能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三件事：当事人在整个生产链条里处于什么位置，他对贴标这件事知道到什么程度，以及指控的非法经营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事人是工厂的客户接待人员，实际控制人掌握经营决策、资金调配、生产安排与购销渠道，侦查机关以被侵权成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折算涉案电芯的价值，并把工厂全部生产数据一并计入侵权产品。团队把数额认定的规范顺序摆出来，指出部件应按成本核算、成品才按市价折算，同时论证其从犯地位与主观明知的证据缺口。案件在审查逮捕环节获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此后未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在侦查阶段终结。

一、先把深圳这起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的难处摆出来

当事人李某某在深圳一家生产电芯的工厂工作，岗位是客户接待，负责来访客户的对接收洽、样品递送与日常事务。工厂的实际控制人是许某，经营决策、资金调配、生产安排、进货与销售渠道都在他手里。厂里有一部分产品要贴他人的注册商标，这道工序什么时候开始的、由谁定的、贴的是哪几批货，李某某并不清楚，他入职的时间也不长。

案发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李某某刑事拘留，同时被羁押的还有他的妻子。侦查机关认定涉案金额的方式是：把工厂的电芯按被侵权成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折算，再把工厂的全部生产数据一并认定为侵权产品。两个动作叠加，指控数额迅速抬到了另一个量级。

这个案子的难处有四处。第一处是数额。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量刑档次跟着非法经营数额走，数额一旦按成品市价折算，案件就从三年以下那一档跳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而涉案的电芯是电池部件，成本价从几毛到一元不等，既不单独销售，也没有进入实际的加工装配环节，用成品的价格去折算部件，等于把整机的价值算在了零件头上。

第二处是明知。假冒注册商标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的注册商标而使用。李某某的岗位不接触贴标环节，贴标由谁组织、贴的是哪些批次、有没有得到授权，他都没有参与。但在侦查阶段，这些事实通常只以一句他知道厂里在贴牌出现在笔录里，知道两个字写上去容易，拆下来难。

第三处是时间。刑事拘留之后，公安机关一般在三日内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至四日，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检察机关收到提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决定。也就是说，留给辩护的窗口通常只有七天到三十七天。这个窗口里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决定后面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走向。

第四处是家庭。当事人被羁押后，他的妻子因同案也被羁押，家里三个孩子都还不具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父母都患癌症，需要他履行赡养义务，也没有经济能力与精力代为照护孙辈；家里没有其他具备监护能力的近亲属愿意接手。这不是用来博取同情的材料，而是在社会危险性评估里必须被看见的事实。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把经济犯罪作为核心业务方向，走私、非法集资、非法经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假冒注册商标、职务侵占、合同诈骗都是常年办理的罪名。这类案件的底层方法是一样的：把行为、金额、作用、证据一项一项拆开，让指控的每一个数字都有对应的证据支撑。

二、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介入之后先定焦点：两个辩点加一道技术关

接受委托后，团队没有急着写取保申请，而是先把案子的结构拆开。这个案子表面上是假冒注册商标，实质上由三层组成：第一层是当事人在共同犯罪里处于什么位置，第二层是他对贴标是否明知，第三层是指控数额的计算方法对不对。三层当中，前两层决定他该不该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层决定即便追责，落在哪一档。

先说位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判断位置不看头衔，看三件事：有没有参与决策，有没有控制资金，有没有参与分配。本案的实际控制人是许某，经营决策、资金调配、生产安排、购销渠道都由他掌握；李某某做的是客户接待等辅助性事务，既没有参与贴标的组织，也没有参与侵权产品的销售分成。三个判断项都指向辅助位置。

再说明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主观要件是明知，明知的内容是他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自己的使用行为没有得到许可。实践中，办案机关常用推定的方式认定明知：在这个行业干过、见过正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被查过还继续做。这些推定在本案里都缺少基础，因为李某某入职时间短，不接触贴标环节，对贴标行为的起止时间与决策过程并不知情。

最后说数额。这一层是纯技术问题，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认定，核心指标是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数额怎么算，直接决定档次。

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有明确的规范顺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销售的侵权产品，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尚未销售的，按已查清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的，按标价计算；只有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或者侵权产品没有标价的，才按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这个顺序是有先后、不能跳的。本案侦查机关直接用被侵权成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折算，跳过了前面的三道，属于认定顺序的倒置。而涉案电芯的成本价与实际成交价都是有据可查的：它是电池部件，按只计价，几毛到一元，交易记录在厂里的采购与销售台账上。既然前面的顺序可以走通，就不能跳到最后一档。

把这三层摆开，辩护的骨架就清楚了：位置争从犯，主观争明知，数额争计算方法。前两层决定要不要负刑事责任，第三层决定负多重的责任。三个方向同时推进，才能在七天的审查逮捕窗口里形成一份完整的意见，而不是只递一份求情的申请。

三、把贴标这件事拆开：岗位、参与、获利、数额四条线

第一件事是把岗位还原。团队在接受委托当日就安排了会见，逐项核实入职时间、岗位职责、日常工作内容、对贴标行为的知情程度、实际参与的环节以及获利情况。会见的目的不是听辩解，而是把三个问题落到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员上：他做了什么，他知道什么，他决定了什么。

核实的结果是：他的工作是接待来访客户、递送样品、处理日常事务；贴标发生在生产环节，由车间按实际控制人的安排执行；他没有参加过关于贴标的任何会议，也没有向任何人下达过贴标的指令；他的工资是固定发放，不随出货量浮动，也没有从侵权产品的销售中分过一分钱。

第二件事是把参与范围划出来。团队结合在案材料梳理全案关系，确认工厂的经营决策、资金调配、生产安排以及购销渠道都由实际控制人掌握，李某某的工作处在销售前端而非生产环节。他没有参与贴标的组织，也没有参与侵权产品的销售分成。这两点把他与生产、销售两条主线的距离拉开了。

第三件事是把获利情况核清。共同犯罪里，获利是判断作用大小直白的指标。固定工资与按比例分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位置：前者是劳动报酬，后者是利益共同体。团队把工资发放记录、银行流水逐笔核对，用数字说明他没有从这起行为中获得额外收益。

第四件事是把数额拆到计算口径。团队审查侦查机关认定数额的依据，逐项提出意见：涉案电芯是电池部件，不单独销售，也不进入实际的加工装配环节，其价值应按成本法核算，不能直接以被侵权成品的市场中间价格折算；工厂的全部生产数据也不能一概认定为侵权产品，因为缺乏生产记录、销售记录的逐笔对应，哪些批次贴了标、贴了多少只、卖到哪里，都需要单据支撑。

四条线摆在一起，当事人的形象就具体了：入职不久、做客户接待、不碰生产线、不参与决策、拿固定工资、没从侵权销售中分成。这个形象与起诉意见里那个参与假冒注册商标的共犯，差距很大。辩护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差距用证据固定下来，让办案机关在七天的审查期限里看见。

四、把意见递进七天的审查窗口：三层结构加一份可核查的材料

审查逮捕阶段的辩护，与庭审辩护是两种打法。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主要看书面材料，时间只有七天，承办检察官手上同时压着若干件案子。这意味着，意见能不能被看见，取决于它够不够短、够不够具体、能不能直接对应逮捕的条件。

团队走的是双线。2026年6月9日，向侦查机关提交《侦查阶段的辩护意见暨取保候审申请书》，系统阐述从犯地位、情节较轻、社会危险性不足等理由，把事实与态度摆在侦查机关面前。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后，又于6月16日向审查逮捕的检察机关提交《不予逮捕申请书》，并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关于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应当听取其意见的规定，主动申请当面沟通。

《不予逮捕申请书》的结构是三层。第一层过要件：假冒注册商标罪要求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且情节严重，本案在主观明知上证据不足，在客观行为上当事人未参与贴标环节，在数额上存在认定顺序的倒置。第二层讲数额：把电芯的成本价与成品市场价之间的差距用朴素的方式列出来，一只是几毛到一元，一台成品的市场中间价是多少，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指控的基础就松了。第三层讲社会危险性：初犯、偶犯，所涉罪名属非暴力犯罪，在深圳有固定居所和稳定家庭关系，到案后如实供述、愿意认罪认罚，不存在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的现实可能，本人既非组织者、策划者，也没有继续实施同类行为的条件与能力。

三层的顺序不能乱。先讲罪名站不住，再讲数额虚高，最后讲没有逮捕必要，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反过来先求情、再讲法，检察官看到的就只是一份请求从宽的申请，而不是一份需要回应的法律意见。

家庭情况单独做成一节，并且做成了可核查的材料。团队提交了家庭成员的病历、子女的就学情况、监护关系的说明，把三个孩子无人照料、两位重病老人无人赡养这件事，从口头陈述变成办案机关可以核对的事实。这一节不是煽情，它落在两个法律判断上：一是社会危险性中的再犯可能与脱管风险，二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在审查逮捕中的考量。

意见里还写了一段替代方案：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仍需继续查证，可以建议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时列明保证方式、联系渠道与随传随到的承诺，并说明家属可以提供的监管条件。逮捕的必要性审查，本质上是在比较羁押与取保哪种方式足以保障诉讼。给出可执行的替代方案，比单纯说没有社会危险性更有说服力。

五、卓安案例结果：不批准逮捕，变更取保，案件未移送审查起诉

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对李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向侦查机关说明了理由。侦查机关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依法对李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此后，侦查机关没有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在侦查阶段即告终结。

从2026年6月9日提交取保候审申请，到6月16日提交不予逮捕申请，再到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这个案子在审查逮捕这一个节点上完成了拦截：人在没有被批准逮捕的情况下走出看守所，案件也没有进入审查起诉环节。

这个结果要说得准确。不批准逮捕不是无罪认定，它是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的否定判断；案件未移送审查起诉，也不等于日后绝对不可能重启。它的意义在于三点：人身自由恢复，当事人可以在外面配合后续程序、参与证据核对、照料家庭；案件的处理空间打开，定性争议、数额核减、情节辩护都有了开展的条件；家属从慌乱中回到可以正常判断的状态，不至于在焦虑里做出补签文件、联系证人这类反向操作。

从结果看，这是一个阶段性但实质性的结果。对一个被指控参与假冒注册商标的一线员工来说，没有批捕、没有移送，意味着案底没有形成，工作与家庭都保住了。但这条路不是靠一句他是打工的走出来的，是靠数额认定顺序、明知证据缺口、从犯地位这三样东西，一样一样递进去换来的。

六、复盘：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在这起案件里做对的五个动作

动作一：接受委托当日会见，把三个问题落到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员。会见不是听当事人喊冤，而是核实他究竟做了什么、知道什么、决定了什么。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如果只停留在概括层面，后面写出来的意见也只能是概括的，检察官没法用。本案的会见记录里，每一项都对应到具体的日期、车间、人员和操作环节。

动作二：先定从犯与明知，再谈数额。顺序很重要。如果一上来就谈数额，等于默认了当事人是行为人，只是金额算多了；先讲位置与主观，才是在争他该不该站在被告席上。本案的意见是先论证辅助作用与明知证据不足，再退一步讲数额虚高，两条线形成层次，而不是并列。

动作三：把数额认定的规范顺序摆出来。这是本案的技术核心。部件按成本、成品按市价，不是律师的发明，是司法解释写明的认定次序。把这个次序讲清楚，把成本价与成品市场价的差距用直观的方式列出来，指控的基础就会松动。很多类似案件在这一步就停住了，因为没人去查那个次序。

动作四：把家庭困境做成可核查的材料，而不是口头的陈述。病历、就学证明、监护情况说明，这些东西的作用不是让检察官同情，而是让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有据可依。三个幼童、两位患癌老人、一个同案被羁押的妻子，这些事实进入正式审查视野之后，取保的必要性就从可有可无变成了应当考虑。

动作五：书面意见、当面沟通、证据材料三位一体，在七天内完成。审查逮捕的审查期限只有七日，书面意见按事实、法律、政策三层展开，每一项主张都对应具体的证据与法条；当面沟通围绕数额计算这个容易被忽视的技术问题作重点说明；证据材料随意见一并提交。三样东西同时到位，意见才不会停在承办人的桌面上。

这五个动作里，第一个定事实，第二个定方向，第三个定空间，第四个和第五个把空间兑现。少一步，结果就可能是批捕、是移送、是一年以上的等待。

七、面对经济犯罪，为什么选择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

这起案件用到的五个动作，背后是分所的几样配置：只做刑事的定位、能同时看两边的经历、一支复合背景的团队、可以核对的结果，以及对深圳本地办案节奏的熟悉。这些不是临时凑出来的，是分所在经济犯罪方向上长期做事的方式。

优势一：只做刑事，知识产权与涉企经济犯罪是分所的固定方向。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只承接刑事业务，不做民商事，也不做综合法律顾问。假冒注册商标这类案件，表面上是商标问题，实质上是三个判断：商标是不是同一种商品上的相同商标、使用行为有没有得到许可、非法经营数额怎么算。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思路处理，方向一开始就会偏，因为民事看的是侵权与赔偿，刑事看的是明知、数额与情节。

分所在经济犯罪方向覆盖走私、非法集资、非法经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假冒注册商标、侵犯著作权、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常见罪名，每个罪名各有审查清单：主体身份怎么核、交易真实性怎么证、资金流向怎么追、税额与金额怎么算、主观明知怎么判断、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怎么分。这套清单落到具体案件里，直接对应的就是罪名能不能减、金额能不能降、人能不能先出来。

优势二：任忠孙主任的党政经历与二十余年刑辩。

分所由任忠孙主任创办并带队。他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多起案件入选省、市经典案例及全国无罪辩护案例。

这层经历在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里的用处很具体：这类案件往往由公安经侦立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涉案财物同步查封，办案机关内部怎么分工、什么节点会启动会商、涉案财物处置的流程卡在哪里，这些判断不需要试错。跨境、涉税、涉众型案件还涉及管辖争议与并案处理，知道程序怎么走，才知道力气该往哪里使。

他的执业方向是大要案刑事辩护、企业刑事风控、企业家及公职人员刑事风险防范。现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为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庭立方刑事风控高级讲师，获评2024 GRCD刑事领域中国客户首选合规律师、2023 GRCD中国合规大奖年度合规律师。

优势三：复合背景的团队，能同时看人、看账、看程序。

经济犯罪案件的难，在于它同时是三个专业问题。定性是刑法问题，金额是会计与税务问题，证据合法性是程序问题。分所的办案团队由原经侦、公诉反贪、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法学专家、财税金融人员组成，三块各有专人，遇到争议可以当场对上，不必来回转述。

落到操作上是三张表。一张交易结构表，把合同、发票、货物流、资金流按时间排开，标注每一笔的真实性与对应业务；一张金额核对表，把指控金额逐笔拆解，标明哪些有凭证支撑、哪些是推算、哪些重复计算；一张程序节点表，把立案、拘留、报捕、退查、审计鉴定意见出具的时间线排出来，看证据形成过程有没有断点。三张表摆在一起，案件的真实轮廓就出来了。

优势四：案件成果和实战经验可以核对。

分所在经济犯罪方向办理的案件，结果有据可查：某加拿大籍华人被控走私普通货物，当事人被指控为组织者并列为第一被告人，一审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某银行北京分行票据部负责人涉职务侵占3.16亿元，打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职务侵占罪指控，以骗取票据承兑罪从轻处罚并当日释放；全国多省石化行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0亿元案，围绕多环节变票销售中的真实交易认定，罪名调整为逃税罪并从轻处罚。

知识产权与审查逮捕这一类，也有对得上的例子：本案当事人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刑事拘留，团队把电芯的计价方式拉回成本口径，论证从犯地位与主观明知的证据缺口，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侦查机关变更取保，案件未移送审查起诉。其他方向同样有对照：某百亿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案（公安部督办，涉案金额650亿元），为广东地区当事人辩护获缓刑；中山某企业因生产、出口危险化学品被控非法经营、金额特别巨大，检方建议量刑五年以上，经辩护非法经营罪不成立，仅以逃避商检罪免予刑事处罚；某娱乐主播因挂名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指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通过法人聘任协议、工商变更时间线与借款流水性质还原真实关系，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还有几起更能说明批捕阶段的价值：某当事人受货主指令携带电子产品入境，被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从物品定性、偷逃税额、主观明知与上游犯罪查证四个层面提出意见，侦查阶段26天获释；某拍卖公司客服内勤员工被控诈骗罪，围绕入职仅一个月、无管理权限、不接触客户资金与核心环节论证不构成共同犯罪，侦查阶段30天获释；某光碟生产公司一线员工被以非法经营罪移送审查起诉，经论证不具备经营者主体要件、指控数量仅有同案人员口供孤证，罪名调整为侵犯著作权罪并认定从犯、情节轻微，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些结果不在宣传语里，在判决书、不起诉决定书和取保候审决定书里。分所的习惯是把结果和动作对应起来看：为什么这个案子能打掉罪名，为什么那个案子只能争从轻，差别在哪一份证据、哪一个节点。家属要的其实也是这个答案。

优势五：懂深圳的办案节奏与大湾区产业的特殊性。

深圳的刑事案件有自己的样子。跨境因素多，走私、涉税、虚拟货币、地下钱庄类案件常涉及海关、外汇、税务多部门联合办案；制造业与外贸企业密集，贴牌代工、外发加工、跨境电商这些业态里，商标授权链条长、单据不全的情况很常见，一旦涉刑，第一争的往往不是有没有做，而是做了多少、值多少钱。这些特点决定了辩护的节奏：早期要抢在涉案财物处置之前提出异议，中期要盯住审计与鉴定意见的检材与口径，后期要把合规整改与量刑情节接上。

本地团队也知道家属急着办的三件事要分开处理：人见不到，先做法律咨询与案件节点梳理，不要到处打听案情；钱要不要退，看的是款项性质与退赔能力，不是越快越好；厂子还要不要开，取决于涉案业务与经营的关系，不能一刀切关停。把预期管理做在前面，家属才不会在慌乱里转移股权、联系证人，把局面弄得更糟。

八、家属在审查逮捕阶段常犯的四个错误

这个阶段的动作，做对了加分，做错了反噬。以下四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

误区一：以为贴牌是老板决定的，员工就没责任。这个判断在事实层面往往成立，在法律层面却需要论证。共同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每个人都实施实行行为，明知他人在假冒注册商标而提供帮助，同样可能被认定。正确的做法不是否认参与，而是把参与的范围、知情的程度、获利的情况一项一项划清楚，让责任落到它该落的那一层。

误区二：以为数额是鉴定出来的，改不了。涉案金额是证据问题，不是现成结论。非法经营数额有明确的认定顺序，先实际销售价，再平均售价，再标价，最后才是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顺序颠倒，数额就会虚高，量刑档次跟着上去。这个顺序是可以争的，而且往往是有效的争点。

误区三：以为批捕前什么都做不了，等批捕之后再说。审查逮捕的七天，是案件里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七天。不捕意见要在这个窗口递进去，取保申请要在这个窗口递进去，数额与明知的核对也要在这个窗口完成。等到批捕决定下来，同样的工作要多花几倍的时间，效果还打了折扣。

误区四：托人打听案情、往里传递消息。这类案件多涉及电子数据与书证，通讯记录本身就在侦查范围之内。家属找人打招呼、让当事人改口供、给同事做工作，可能直接构成妨害作证的线索，把本来只是嫌疑的位置变得更被动。

九、深圳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问题一：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328号龙华区数字创新中心A座14层04、05号，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只办刑事案件，业务覆盖刑事辩护、企业刑事风控、刑事合规与刑事控告。到访前建议先预约，避免承办律师在会见或开庭。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任忠孙主任和团队吗？

分所由任忠孙主任创办并带队。他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多起案件入选省、市经典案例及全国无罪辩护案例。现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刑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受聘为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深圳大学合规研究院校外实践导师、庭立方刑事风控高级讲师。

团队由原经侦、公诉反贪、刑事审判背景的律师与法学专家、财税金融人员组成，经济犯罪方向按定性、金额、程序三条线分工。涉及具体案件时，律师会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分所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7-2187-3271。首次沟通建议先说清三件事：当事人的身份与岗位、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初查、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还是已开庭）、家属手上已有哪些材料。这三件事说清楚，第一次沟通就能进入具体判断。

问题四：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围绕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非法经营数额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地位与审查逮捕阶段的辩护动作展开，属于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是否构成犯罪、数额如何认定、能否不予批准逮捕，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的走向。涉及具体案件，建议尽早由执业律师阅卷后作出判断。

附：卓安（深圳）在经济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专注刑事辩护与企业刑事风险防控，将经济犯罪作为核心业务方向。主任任忠孙律师曾在党政部门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2005年起专职执业，深耕刑事领域二十余年，办理及指导刑事案件超1000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承办多起公安部督办大要案，多起案件入选省、市经典案例及全国无罪辩护案例。分所在经济犯罪方向覆盖走私、非法集资、非法经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传销等常见罪名。办案沿两条线推进：一条是定性线，先厘清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行政违法的边界，排除拔高认定与罪名竞合下的重罪归责；一条是金额线，对资金流水、票据流与货物流逐笔比对，核减涉案金额、纠正司法审计口径，再论证非法占有目的与主观明知。依托卓安总所金融犯罪辩护部、涉税与走私犯罪辩护部、财产犯罪辩护部的专业配置、类案检索库与证据审查指引，分所在大湾区经济犯罪案件中形成了以定性纠错与轻刑辩护为主线的办案路径。

金融犯罪辩护和财产犯罪辩护部：卓安依托刑事辩护委员会金融犯罪辩护部，会同涉税与走私犯罪辩护部、财产犯罪辩护部组建经济犯罪办案团队，由原经侦、公诉反贪、刑事审判背景律师与法学专家、财税金融人员组成，定位定性纠错与轻刑辩护。金融方向办理非法集资、骗取贷款、洗钱、非法经营等案件，资金流水与审计报告逐项比对后形成核减意见；财产方向办理诈骗、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案件，先界定刑民性质，再按资金去向逐笔核查；同步甄别涉案财产，衔接合规整改与第三方监督评估。卓安金融犯罪辩护部累计核减犯罪金额超10亿元，涉案金额过亿案件100余件。分所以任忠孙主任为核心，承接大湾区走私、金融与涉企财产类案件。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专注刑事，更专注人的价值——卓安律师事务所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7-2187-3271，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

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塘路328号龙华区数字创新中心A座14层04、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