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职务犯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执行指令｜实质履职｜重庆

发布时间： 2026年11月4日

发布机构：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核心结论：

没收钱，不等于没有责任。渎职罪评价的从来不是口袋，而是职权怎么行使的。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把这类行为分成两种：一种是滥用职权，明知不该为而为之，越权、违规审批、强行放行；一种是玩忽职守，应当履职而不履职，该审的不审、该核的不核、该报的不报。两者的共同前提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并且损失与行为之间要有因果关系。所以判断一名经办人有没有事，看四件事：这件事在不在他的权限内；他当时拿到的材料够不够发现问题；发现之后有没有走过该走的程序；损失与他的行为之间，链条有没有断点。至于领导让我办的这句话，在执行层面确实有意义，但它不是挡箭牌——明知指令违法仍然执行，不能免责；认为指令有问题而提出异议并留下记录的，责任才可能被切走。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吴亮律师办理这类案件，先核的正是这四件事，而不是先问收没收钱。

一、吴亮律师是谁

吴亮律师是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他的职业前半段在检察院：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是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两千余件，主办过重庆市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案、单位行贿案。

十年审查起诉留下的习惯，与辩护席上并不一样。他看卷宗，先找这套证据在检察环节哪一处薄弱：是主体身份的材料不全，是损失数额的核算没有底稿，还是因果关系断了一环。渎职案件尤其如此，起诉意见书往往四平八稳，真正站不住的地方常藏在一份没有归档的会议纪要、一张签了字却没写意见的审批表里。

转型执业后，他主攻涉企犯罪辩护、职务犯罪辩护与刑民交叉案件，现兼任重庆市律师协会企业合规与风险控制专委会副主任、重庆市企业合规促进会副秘书长、理事。他熟悉公安机关的侦查流程，也熟悉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取保候审、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审查重点，对法院缓刑适用的尺度有直接经验。

他常跟当事人说的一句话是：渎职案件里，先别急着说我只是听领导的，要说清楚当时摆在我桌上的东西是什么样、我做完之后又做了什么。因为法院审的不是今天的材料，是当年那个时点、那个人手上的材料。

二、重庆本地受该类案件的在地现实

按领导要求放行这类情形，放在重庆有几处很具体的现实。它们决定了责任会被怎么分配，也决定了辩护该从哪里切。

（1）山地城市的工程项目多、审批链条长，签字的人比想象中多。

重庆的地形决定了建设成本与审批复杂度：桥、隧、轨道、边坡治理，一个项目从立项、用地、规划、施工许可到竣工验收要经过十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经办人、审核人、分管负责人。链条长意味着责任分散，也意味着一旦出事，倒查会沿着链条一路扫过去。对经办人来说，这既是压力也是空间——如果能证明自己所在环节只是必经步骤、不对实质内容负责，责任就可能被切走一部分。

（2）政府投资项目与平台公司代建普遍，进度压力层层下传。

重庆的不少项目由区县平台公司代建，工期与投资进度是硬指标。进度一紧，容缺受理、边建边批、先干后补就成了常态，而这些安排往往只有一句口头同意或者一份会议纪要。等到项目出事，当年那句口头同意没人认，纪要也可能没有归档，留在流程里的只有一个签了字的经办人。这就是为什么争点常常不是有没有违规，而是当时有没有依据、依据有没有留下来。

（3）专业环节依赖第三方报告，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界线模糊。

环评、地勘、造价、检测、监理，这些环节在区县一级往往没有对应的技术力量，实际依赖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经办人看到的是盖了章的报告，能做的核对有限。法律对此有一个基本态度：对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的意见可以合理信赖，前提是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资质是否有效、报告与项目是否对应、结论有没有明显异常。信赖是有限度的，限度就在明显异常这四个字上。

（4）倒查多由审计、巡视或者事故调查引发，时间跨度大。

渎职案件的启动，很少是因为有人举报某个经办人，多是在审计、专项巡视、安全事故调查中顺带发现，然后倒查责任。这类倒查的时间跨度常在五年以上，当事人当年经手的材料早已归档，记忆也已经模糊。此时能起作用的只有一样东西：当年形成的书面材料。谁的手上有材料，谁就能还原当时的情形。

这四条合起来说明一件事：在重庆，渎职案件的辩护不是从他没有责任开始，而是从当时他能看到什么、能做什么开始。把这两个问题回答清楚，责任的大小自然就出来了。

三、卓安吴亮律师团队办过的职务犯罪案例

下面五个案子分属不同罪名，均由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承办，各案主办律师在文中注明。渎职类案件与它们看起来不同，但拆解方法是同一套：把一句笼统的责任，拆成一个个可以核对的动作、单据和时间点。

案例一：重庆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 —— 代理被害单位追回近1000万元

困境：重庆某公司发现内部人员利用经手货款、管理仓库的便利，长期以虚构采购、截留货款的方式侵占公司资金，账面缺口与资金流水对不上。公司先行内部核查，查了三个月，只查出一堆对不上的数字，报案时连侵占金额都说不清。

切入点：卓安吴亮律师接受被害单位委托，先做资金与货物的双向核对：一头把采购合同、入库单、付款记录逐笔匹配，一头把销售回款与银行进账逐日比对，锁定差额的形成路径；再就每名涉案人员的岗位职责、经手环节、签字权限逐一梳理，把经手与占有分开，形成完整的控告材料与追赃线索。

结果：通过刑事控告与追赃程序，帮助公司追回被侵占金额近1000万元。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单位内部的资金型案件，第一步不是告谁，而是把差额算清——差额算不清，控告就立不住。渎职案件里的损失核算，走的是同一套功夫。

案例二：杨某涉受贿案 —— 15.84万元，两笔款项证据完整，判一缓一

困境：当事人系公职人员，因涉嫌受贿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涉案金额15.84万元。按数额标准，10万元以上对应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一旦判实刑，公职与职业生涯同时终结。而两笔款项均有证人证言、书证支撑，证据链完整，硬碰事实并没有多少空间。

切入点：卓安律师团队把功夫放在量刑上。先做类案检索，把同类金额、同类情节适用缓刑的判决整理成清单，把本地法院对缓刑的把握尺度摸清楚；再围绕坦白、退赃、认罪认罚逐项落实——退赃全额到位，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到案经过与各次供述的时间逐份比对；同时对个别证据的孤证、时间冲突提出质证，但不作过度辩护，避免冲淡量刑主张。方案经所内集体研讨后定稿，再由承办律师与检法就量刑建议反复沟通。

结果：法院认定受贿罪成立，采纳坦白、退赃、认罪认罚的意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当事人免于羁押。这个案子说明什么：数额刚过线、证据又扎实的案件，争的不是有没有罪，而是能不能不进去——这时候，类案尺度与情节落实比空喊从轻有用。

案例三：黄某某涉受贿、串通投标案 —— 留置六个月，移送后不批捕取保

困境：当事人系广西某市公职人员，先因涉嫌受贿被监察机关留置六个月，监察调查终结后变更定性，以串通投标罪移送公安机关侦查，随后被刑事拘留并提请批准逮捕。家属在留置阶段即向律所寻求法律帮助，担心的是人被一直关着。

切入点：卓安律师团队在留置阶段先为家属梳理程序、提示走向；正式接受委托后多次会见，核实其到案后供述稳定、具有坦白情节，家属具备退赔能力且涉案款项已被冻结，当事人系初犯、有固定住所与保证人。围绕无逮捕必要性，先后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与羁押必要性审查材料。

结果：检察机关采纳辩护意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这个案子说明什么：监察转公安的案件，真正的战场常常在捕不捕这一关，而不是罪名本身。

案例四：Z某涉单位行贿案 —— 两家公司行贿814万元，判二缓二

困境：当事人系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两家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被指控为单位行贿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家96万元、另一家718万元，时间跨度长，证据链完整。作为法定代表人，他既是决策者，也容易被认定为主犯；两家公司的责任叠加，实刑几乎写在纸上。

切入点：卓安律师团队从两处入手。一是把责任分层：行贿的决定由谁作出、款项由谁审批、利益最终归谁，逐笔还原，避免把公司的行为整体压到一个人身上。二是把到案经过做实：当事人系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属于坦白，不是被动归案。同时推动两家公司退赃合计1650万元，并就不宜羁押、企业仍在经营、员工就业等事实提交材料，请求适用缓刑，罚金刑也一并沟通到合理幅度。

结果：法院认定坦白、退赃、认罪认罚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两家公司分别判处罚金二百万元与三百万元。当事人免于羁押，企业得以继续经营。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单位犯罪里，把公司责任与个人责任分开，是把实刑谈成缓刑的前提。

案例五：F某涉单位行贿案 —— 201万元指控、4000万元损失主张，判二缓三

困境：当事人系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逮捕，指控行贿201万元，并称其行为导致400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一旦这笔损失被认定，量刑档次直接上跳，实刑几乎成定局，家属找到律所时已经在做退一步的打算。

切入点：卓安律师团队把辩点放在两个要件上。其一，谋取不正当利益：涉案返点属行业惯例，公司并未因此取得违反规定的竞争优势，不符合单位行贿的不正当利益要件。其二，因果关系：所谓4000万元损失，实为理财投资的市场风险，与行贿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链条。同时指出当事人未直接参与行贿决策，作用小于同案人员，并推动退赃与认罪悔罪。

结果：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定其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但情节较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当事人免于羁押。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单位行贿的数额改不动的时候，改情节——把情节特别严重拉回情节较轻，缓刑的门就开了。

四、按领导要求放行，责任到底落在谁头上

这一节把规则讲清楚。它决定了当事人在被倒查时该翻哪些材料，也决定了辩护该从哪里入手。

（一）第一层：先看这件事在不在他的权限里。

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评价的是职权的行使。所以第一件事是划清权限：这个环节他有没有决定权、是终审还是初审、是实质审核还是形式核对、有没有上级明确指示。权限不清，责任就无从谈起。实践中常见的错位，是把签了字的人等同于负责的人——一个经办人在流程单上签字，可能只是确认材料已收到、数量已齐备，并不对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把这一层分清，很多指控会自然缩水。

（二）第二层：再看他当时拿到的信息，够不够发现问题。

渎职的认定必须回到行为时的信息条件，而不是事后诸葛。判断的标准是：以当时的材料、当时的规定、当时的专业条件，一个尽职的经办人能不能发现问题。如果异常是隐蔽的——伪造的公章、真实的检测报告、形式完备的合同——那么没有发现，不构成严重不负责任。反之，如果异常摆在明面上：价格明显偏离市场、资质证书已过期、报告结论自相矛盾，那么没看出来就很难解释。家属整理材料时，重点要把当年的报告、批复、会议纪要原样找出来，而不是用今天的理解去重述。

（三）第三层：发现之后有没有走该走的程序。

很多案件的争点不在有没有发现问题，而在发现之后做了什么。有的经办人发现了疑点，口头向上级报告过，但没有留下书面记录；有的在审批表上写了建议补充材料，后来被要求改成同意；有的把问题写进了会议纪要，但纪要没有归档。这些情形在法律上都有意义——它们证明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可惜的是，没有书面痕迹，就等于没有发生过。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件的辩护，往往要先花大量时间去翻当年的内部文件、便签、邮件与聊天记录。

（四）第四层：损失与行为之间，要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渎职罪要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损失与行为之间要有因果关系。按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大损失的认定有具体标准：造成一定人数伤亡，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情节特别严重的，经济损失标准提高到一百五十万元以上。这一层有两个常见的辩点：一是损失的认定，很多项目的损失是按账面数字算的，实际可能包含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后续处置回收的部分，需要重新核算；二是因果关系的切断，如果损失是由第三人的犯罪行为、上级的错误决策、或者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造成的，行为人的责任就应当减轻或者排除。

（五）领导让我办的，这句话在法律上有多少分量。

这是当事人问得频繁的一句，答案分三层。第一层，上级指令确实影响责任分配：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改正或者撤销的意见；上级不改变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应当执行，后果由上级负责。第二层，这条规则有明确例外：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不得免责。第三层，落到证据上，有价值的是书面请示、审批表上的不同意见、会议纪要里的记录——它证明你提出过疑问。如果当时只是口头反映，就要通过工作笔记、邮件、证人去还原。

程序上还有两点要提醒。一是追诉时效：渎职罪的法定最高刑多为七年，追诉期限相应为十年；损失持续发生的，时效从损失形成之日起算，很多案子因此仍落在时效之内。二是同步审查：这类案件常与受贿、单位行贿交织，同一个行为可能被评价为两个罪名，辩护时必须把两条线分开处理，避免一个罪名的不利认定影响另一个。

五、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与吴亮律师在职务犯罪上的优势

渎职案件考验三件事：把当年的履职过程还原出来的能力、把损失与因果关系拆开的能力、以及在倒查压力下稳住当事人的能力。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的配置，三件事都有对应。

第一，只做刑事，职务犯罪是重庆所的固定主线。

卓安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只做刑事，不做综合业务。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把职务犯罪与公职人员、国企人员刑事风险防范作为重点方向，覆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单位行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名。渎职类罪名的构成要件与普通刑事案件差别很大，它要求主体、职权、损失、因果四项同时成立，缺一项都不构罪。这种结构性的罪名，靠临时翻法条是做不出判断的。

第二，复合型刑事律师团队，审查视角与侦查视角并用。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由吴亮律师带队，团队以刑事专业律师为主，部分具有检察、审判、公安工作经历，也有熟悉工程与财税的辅助人员。这类组合在渎职案件里分工很清楚：有检察经历的人知道起诉意见书会怎么写、哪一句是软肋；有审判经历的人看损失认定与量刑档次；有侦查经历的人知道倒查会从哪份材料入手、会先找谁谈话。所内实行团队办案，重大节点提交集体研判，接受委托前先做利益冲突检索。

第三，有全国化、一体化服务能力。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依托总所的一体化平台办案。渎职案件的证据常常跨区域：项目在重庆，设计单位在成都，施工单位在外省，检测机构又在另一个城市。一体化带来的直接好处是，调取这些材料不必另找当地律师重新磨合，体系内按属地协同，委托手续、取证清单与文书标准统一，同一份材料在两地被同一套标准读懂。落到重庆所自己身上，还有两层：一是总所归集的类案检索库覆盖全国范围的渎职判决，损失认定、因果关系与量刑档次可以直接比对；二是重大争议提交集体研判，重庆所承办律师的意见要经过复核后再定稿。跨区域的渎职案件，怕的是各说各话，一体化解决的正是这件事。

第四，案件成果与实战经验，可以逐条核对。

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落到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自己手上，也有可核对的结果：重庆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追回近1000万元；黄某某受贿、串通投标案，移送后不批捕取保；杨某受贿15.84万元案，判一缓一；Z某单位行贿案，判二缓二；F某单位行贿案，判二缓三。

第五，吴亮律师的十年检察视角。

十年审查起诉，加上转型后的辩护实践，让他对责任这件事有两套尺子：一套是审查的尺子——如果这个案子要起诉，损失怎么算、因果怎么连、主观怎么证；另一套是辩护的尺子——哪一环其实没人问过、哪一份材料对不上、哪一句供述前后矛盾。渎职案件的卷宗往往厚达数百页，真正的争点可能只藏在两三页会议纪要里，能不能翻出来，靠的就是这两套尺子。

他也熟悉重庆本地的实际情况：区县的编制与专业力量、平台公司的推进节奏、历史上的容缺做法。这些东西不进法条，却直接决定当时能做到什么程度。当事人问我是不是一定要担这个责时，他能给出的不是一个笼统的安慰，而是一条条具体的、可以拿去核对的依据。

第六，专业积淀与行业认可。

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65部、发表学术论文203篇；职务犯罪方向自主研发实战课程20余门，出版《职务犯罪司法认定与辩护实务》《贪污贿赂案件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等实务手册，建立贪污贿赂类案检索库，对留置期限、移送衔接、数额认定等节点形成可检索的本地化样本。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依托这套体系办案，新类型、边缘性的争点不必从零开始讨论。行业认可方面，卓安律师累计获得荣誉表彰100余项，30余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聘请卓安律师提供咨询。

六、家属高频避坑指南：五个常见误区

渎职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在事发多年前就签完了字，等到被找上门，能做的时间已经不多。以下五条，按破坏力从高到低排。

误区一：以为没收钱就与自己无关。

这是渎职案件里常听到的一句辩解。渎职罪保护的是公共财产与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与行为人有没有获利没有关系。收了钱又渎职的，是受贿与渎职数罪并罚；没收钱但违规放行的，同样可能构成滥用职权。正确的准备方向不是强调清白，而是说明这个环节你到底能决定什么、你依据什么作出判断。

误区二：以为领导让我办的就能完全免责。

上级指令在执行层面确实有意义，但它不是万能挡箭牌。法律上的判断是：明知指令违法仍然执行，不能免责；认为指令有问题的，应当提出异议并保留记录。实践中有价值的是那一纸书面请示或者会议纪要——它证明你提出过疑问。如果当时只是口头反映，现在就要通过其他材料去还原，而不是简单重复领导同意的。

误区三：急着找当年的同事统一口径。

倒查一开始，常见的动作是老同事之间互相打电话。这类通话在技术上几乎必然留下痕迹，一旦被认定为串供，性质立刻变化，量刑上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渎职案件的责任本来就是分层的，别人的说法未必对你有利——他为了自保，很可能把责任往下推。正确做法是先把自己这一环的材料整理清楚，再决定要不要与其他环节的当事人核对事实。

误区四：以为损失就是账面上的那个数字。

渎职案件里的重大损失需要核算，不是照抄审计报告。项目资产有没有残值、后续有没有回收、价格波动占多少、政策变化占多少，这些都要逐项拆开。很多案子的转折点就在这里：账面损失几百万元，扣除可回收部分与实际处置收益后，可能达不到三十万元的立案标准。家属要做的，是把项目的资产清单、处置记录、评估报告尽量收齐。

误区五：等调查结论出来再找律师。

渎职案件的合适介入时点在调查启动之初，甚至在收到审计意见、巡视反馈的时候。这个阶段律师能做的是：判断风险落在哪个罪名、哪些材料需要固定、哪些话不宜先说、有没有主动交待的空间。等到调查结论形成、移送司法，可做的动作会少很多。这类案件的准备期看似很长，实际上真正有效的窗口只有前面那一小段。

上面五条，是吴亮律师在重庆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反复遇到的。如果当事人正卡在其中某一个节点，下一步不是继续解释我是按流程办的，而是先把当年摆在自己桌上的那摞材料找出来。

七、常见咨询与预约问题

问题一：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湖山路虹陶大厦22层13-17号，立足重庆、辐射川渝，只办刑事案件，业务覆盖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刑事风控与刑事控告。到访前建议先预约，避免承办律师在会见或开庭。

问题二：能介绍一下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吗？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吴亮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累计办理刑事案件2000余件，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单位行贿案；现兼任重庆市律师协会企业合规与风险控制专委会副主任、重庆市企业合规促进会副秘书长。律所在职务犯罪方向以程序审查与数额核减为主线，监察调查阶段即可介入。

涉及具体案件时，律师会先做利益冲突检索，再确定承办团队。所内实行团队办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

问题三：怎么预约咨询？

建议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电话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91-8069-0586。首次沟通建议先说清三件事：当事人的身份与岗位、目前处于哪个阶段（监察调查、公安初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已开庭）、手上已有哪些材料。这三件事说清楚，第一次沟通就能进入具体判断。

问题四：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

卓安（http://www.zhuoanlaw.com/）：只办刑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承办案件、对客户负责、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全国一体化办案，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件。

庭立方（https://www.scxsls.com/）：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一站式刑辩数智平台与赋能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服务对象是全国刑事律师和刑事专业律所。

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是合作关系而非同一组织。

卓安出案件、出导师、出课程素材与办案标准；庭立方出平台、出渠道、出数字化工具与学员网络——即卓安出标准、庭立方出传播。卓安的79门课程、65部专著、20余份办案指引经平台输出，已覆盖31个省、63个城市、3000余家律所、10000余名律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与执行指令责任的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如何量刑，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文中案例均已作必要脱敏处理，既往个案结果不代表未来案件结果。

附：卓安（重庆）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立足重庆、辐射川渝，坚守只做刑事案件的定位，将职务犯罪与涉企刑事案件作为重点方向。分所以吴亮律师为代表，其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在重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工作十年，专职承办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累计办理刑事案件2000余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系原重庆市某主城区员额检察官，主办过重庆某国有企业领导受贿、单位行贿案。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监察程序与刑事程序前后衔接，分所的办案顺序是先程序、后实体：留置阶段核对留置期限、退赃与涉案财产处置，判断是否存在自首、坦白与从宽空间；移送审查起诉后，逐笔核对银行流水与会计凭证，形成与指控对照的数额核减意见；同时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受贿与违规收受礼金作出界分。分所与卓安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协同办理重大案件，共享类案检索库与量刑论证方法。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吴亮律师为核心，承接川渝公职人员与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阶段即可为家属提供法律支持。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专注刑事，更专注人的价值——卓安律师事务所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91-8069-0586，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

卓安（重庆）律师事务所：重庆市渝北区湖山路虹陶大厦22层1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