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标签： 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被索贿｜不正当利益｜行政审批｜达州

发布时间： 2026年10月26日

发布机构： 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职务犯罪辩护部

先给结论：

先把结论说清楚：被索贿不等于免责。《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是行贿罪；第三款是唯一一条出罪通道——因被勒索给予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这一条要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确实被勒索，且确实没拿到不正当利益。只满足一个，仍然构成行贿，被勒索只是从轻情节。所以要查的是三件事：对方怎么索要、你拿到的是不是本该得到的、这笔钱换来了什么结果。“不给我就拖着”本身不是免责理由，它只是把举证重点从“有没有给钱”转到“换的是什么”。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办这类案件，先查索要过程，再查利益正当性，最后才谈数额与量刑。

不给钱就拖着不批，这算勒索吗？

我本来就符合条件，只想办快点，算不正当利益吗？

被索要了，事情也办成了，还能不算行贿吗？

读完本文你会知道：那条出罪通道怎么用，“被索贿”何时能免责、何时只能从轻，以及被约谈、立案、审判三个阶段各该做什么。

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是卓安布局川东的直营分所。张罗主任有13年公安刑侦经历，历任刑侦大队民警、派出所教导员，荣立三等功。

一、行贿罪的三个要件与一条出罪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第二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三款是极易被忽略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三个要件要逐一落实：一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主观目的与客观事项的结合；二是“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包括现金、卡、物品、股权、装修、代付等各种形式；三是达到数额标准或者具备特定情节。三个要件缺一，指控就不成立。

第三款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行贿罪里唯一的出罪条款。但它的适用条件很窄：一是“因被勒索”，二是“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只被勒索、但事情办成了、且办成的是不该办的事，仍然构成行贿；没有被勒索、主动送钱，即便事情本身该办，也可能因为“谋取竞争优势”而落入行贿。

“不正当利益”的范围由《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界定，包括两类：一是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提供帮助、方便条件所获得的利益；二是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违背公平、公正原则谋取的竞争优势。这个界定比很多当事人理解的宽，“我本来就符合条件”并不等于“我要的利益是正当的”。

二、“被索贿”为什么常常救不了人：勒索与利益的组合关系

先看勒索的认定。勒索不等于明说要钱，暗示、拖延、反复退件、以“研究研究”为由长期不办，都可能构成索取。判断的核心是有没有以职务上的不作为或者迟延作为筹码。当事人需要固定的是：对方提出要求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原话、要求的金额或者形式，以及提出要求与办理进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再看利益的组合。四种情形对应四种结论：被勒索且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不是行贿；被勒索但获得了不正当利益——构成行贿，可以从轻；没有被勒索、主动送钱且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行贿；没有被勒索、送钱也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本罪，但可能涉及违规违纪。当事人常常只记住第一种，忽略自己其实落在第二种。

实务中极易出错的是“应得的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混淆。企业符合条件、材料齐全、流程该走，这属于应得的利益；但如果为了让它“快一点”“排在前面”“比别人先拿到”，而给了钱，这个“快”和“先”就可能被评价为违背公平原则谋取的竞争优势。加速本身不必然违法，加速所破坏的秩序才是问题所在。

还有一层：行贿与受贿是对合犯，但不完全同罪同罚。受贿人构成受贿罪，行贿人构成行贿罪，两边的构成要件、数额标准、从宽路径都不同。近年来的政策导向是“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人不再是可以被忽略的一方。这一点在达州本地的案件中体现得很明显：过去很多行贿人是证人身份，现在越来越多的行贿人被单独立案。

三、“拖着不办”的三种性质：不作为、违规拖延与索贿

第一类是合法的不作为。材料不全、要件不符、需要补充论证、需要上会研究，行政机关在法定或者合理期限内不作出决定，属于正常履职。这种情形下当事人着急，但不能把“慢”直接等同于“卡”。判断标准是法定办理时限与一次性告知义务有没有被遵守。

第二类是违规拖延。超过法定时限、无正当理由反复退件、已经一次性告知却又提出新要求、同类事项对不同企业差别对待，这些属于履职不当，可以通过投诉、行政复议、监察举报解决，不需要用钱去推动。这一层很关键：走正规渠道能解决的事，用钱去解决，就把自己推进了刑事风险。

第三类是索贿。特征是：明确提出财物要求、以不办或者拖延作为交换、金额与事项的难度挂钩、有时还通过中间人转达。这时当事人处于被勒索的位置，但仍要回答一个问题——最终拿到的东西，是不是自己本该得到的。如果是，第三款的出罪通道才打开；如果不是，只能争从轻。

这张表填完，案件的定性方向大体就清楚了。索要过程有据、请托事项属于对方职权、最终拿到的确实是不该拿的，指控就稳固；索要过程有据、请托事项本来就是符合条件该办的、最终拿到的没有超出应得范围，第三款的适用就有了基础。

四、为什么选择卓安（达州）处理职务犯罪案件：四个优势

行贿案件的辩护，一半在“索要”的过程，一半在“利益”的性质。这两块都要靠证据说话，而证据往往散落在通话记录、审批流程与办事窗口的往来里，需要有人愿意一层层往回捋。

4.1 主任有十三年公安刑侦经历，习惯从侦查视角还原“索要”的过程。张罗主任历任刑侦大队民警、派出所教导员，荣立三等功，现为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达州市律师协会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这个背景带来的直接好处是：知道办案机关会从哪个环节切入、会调取哪些材料、会怎样判断“主动送”与“被动给”。分所在案件早期即可介入，先把索要的时间线固定下来。

4.2 “索要—利益—对价”三层拆解，是分所办理此类案件的固定动作。接手后先做三张表：索要过程表，把每一次要求、每一次退件、每一次见面按时间排开；利益性质表，把请托事项对应的政策依据、办理条件、同类案例逐项列明；款项对价表，把每一笔钱的来源、名义、交付方式、与办理进度的对应关系标清。三张表做完，是“被勒索且无不当利益”还是“被勒索但有不正当利益”，往往一目了然。

4.3 以侦查视角审查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切断“明知”的推定。行贿案件的定性与当事人的供述关系密切，而供述的形成过程往往决定了后面能走多远。分所会逐份核对讯问笔录的时间、地点、讯问人、有无同步录音录像、前后供述是否一致，对“我知道这钱不该给”这类概括性表述提出具体化要求，避免一句笼统的话被用来推定全部事实。

4.4 37天黄金救援与总分所协同。分所推行前置化、应急化的救援体系，在当事人被带走的第一个月内完成会见、案情梳理、强制措施意见与家属沟通；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跨市州办理的重大行贿案件，与卓安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联办，共享类案检索库、专家论证与量刑论证方法。对尚未案发的企业，还可以把合规前置到申报、评审、验收三个环节，做出岗位风险清单与留痕方案。

五、卓安办过的行贿与职务犯罪相关案件

下面几件案子，用来说明“被索要”与“免责”之间的距离，以及谋利性质、数额归责在真实案件里如何被拆开。案件均已作必要脱敏。

案例1：Z某涉单位行贿案——区分借贷与行贿，二审改判缓刑

案件情况： Z某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借贷业务中的资金往来被卷入单位行贿案。一审法院认定构成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

辩护与结果： 卓安律师团队在二审阶段全面阅卷，把两件事分开：一是借贷的真实性，Z某借款基于真实资金需求、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资金来源清晰、利息支付与同期其他借款一致，这部分利息不应计入行贿金额；二是索要的情节，相关款项系对方索要，当事人处于被动地位。团队同时收集主动代为退赃400万元、承担社会责任等材料1000余页，并与二审法官进行十余次沟通。

本案的提示： 二审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定具有坦白、认罪认罚、被索贿、主动代为退赃、缴纳罚金等从轻情节，改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案例2：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单位行贿、串通投标案——两罪并罚，判处三年、缓刑四年

案件情况： 2019年至2021年，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感谢时任某局局长在承揽监管项目、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帮助，以直接送现金或者签订虚假合同支付货款的方式送给对方共计400万元。检察机关以单位行贿罪、串通投标罪提起公诉。

辩护与结果： 卓安律师团队对单位行贿罪的定性不持异议，把力量放在社会危害与量刑情节上；对串通投标罪则主张情节显著轻微：邀请其他公司陪标是为了避免流标，并非排挤他人；项目均通过验收并成为行业样板，未损害招标人利益；招标环节本身存在违规在先；结合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不宜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的提示： 法院采纳辩护意见，以单位行贿罪、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

案例3：L某某涉合同诈骗4000余万元案——论证属民事范畴，公安机关撤案

案件情况： L某某因一起金额四千多万元的融资租赁交易被以合同诈骗立案。案件的关键在于交易结构本身，控方认为当事人在缔约与履行中存在隐瞒，当事人则主张这是正常的商业安排。

辩护与结果： 卓安张罗主任从交易结构入手，论证融资租赁的形式与实质均属民事范畴，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要件，也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整理履约过程中的付款、对账与沟通记录，说明双方争议属于民事纠纷。

本案的提示： 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决定。

案例4：刘某某涉诈骗案——厘清单位行为与个人责任，判处三年、缓刑四年

案件情况： 刘某某系某商贸公司实际负责人，公司经营亏损后，股东会商议通过虚构家电交易申领国家补贴，由股东、员工收集亲友身份信息、虚开发票、上传虚假资料，涉案金额171818元。公诉机关按自然人共同犯罪，将全部数额归责于刘某某一人。

辩护与结果： 卓安张罗主任团队从四个层面论证行为的单位特征：犯意来源于经营亏损，决策经过股东会，实施依托公司组织架构，资金分为股东福利、公司运营与员工奖金而非进入个人腰包；同时提出全部数额归责于一人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并固定全额退赃、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

本案的提示： 法院采纳主要辩护意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六、误区与避坑指南：五个坑

误区一：以为被索贿就一定不构成行贿。

第三款的适用要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只证明“对方要了”，证明不了“我没拿到不正当利益”，结论仍然是构成行贿，被索贿只是从轻情节。很多当事人把全部精力放在证明对方索要上，忽略了同时要证明自己拿到的东西是应得的，结果两头都没证到位。

误区二：以为符合条件、本来就该批，所以给的钱不算行贿。

“该批”与“该多快批”“该由谁先批”是两件事。为了加快、为了插队、为了在同等条件中排在前面而给钱，可能被评价为违背公平原则谋取竞争优势。判断标准不是“结果是否合法”，而是“取得结果的方式是否破坏了秩序”。

误区三：以为钱是通过中间人给的，自己就摘干净了。

通过中间人转交，只改变交付路径，不改变对价关系。办案机关会去查中间人与双方的关系、中间有没有截留、当事人是否知情、事后有没有对账。中间人一旦作证，转交反而多了一层“刻意规避”的评价。

误区四：以为事情没办成，就不算行贿。

行贿罪的成立不要求利益实际实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财物，即便事情最终没办成、甚至被退回，仍然可能构成行贿（未遂或者既遂，视具体情形）。这一点与受贿罪中“承诺即可”的逻辑是一致的。

误区五：以为退了钱、认了错，就不会被追诉。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确实是重要的从宽通道，但它是“从宽”，不是“出罪”。越早交代、越完整交代，空间越大；等到对方已经供述、证据已经固定，再交代的价值就小得多。

七、达州本地：行政审批领域的三个特点

说明：行贿罪的认定标准全国统一，达州在审批结构、办事习惯与查处节奏上有自己的特点。本地规则与办事信息以办案机关现行有效的口径为准，本文只作类型化观察。

7.1 审批集中在工程与资源类事项，环节多、周期长、经手人多。

达州的行政审批事项，大量集中在住建的施工许可与竣工验收、自然资源局的用地与规划、生态环境局的环评、应急管理部门的安评，以及市场监管的各类许可。这些事项环节多、周期长、经手人不止一个，企业容易产生“打点一圈”的想法。但环节越多，留痕越全，哪一环被推动、用什么推动的，往往查得出来。

7.2 川东人情社会，办事习惯找熟人，索要常以“协调费”“打点”名义出现。

在达州及周边县市，企业办事习惯先找熟人、找中间人问路子，这本身不违法。问题出在“熟人”提出用钱推动时，企业往往不好拒绝，也不便留证据。实践中的做法是：把每一次沟通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原话记下来，把退件与补正的通知留存，把办事窗口的受理回执收好。这些材料在日后证明“谁在索要”“索要了什么”时，比事后的陈述有用得多。

7.3 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人不再只是证人。

近年来的办案导向是同步查处行贿与受贿。达州本地的案件中，行贿人被单独立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比例明显上升。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是不能指望“配合一下就能回去”，二是越早请律师介入、越早梳理索要与利益性质的材料，越能在程序早期把位置站稳。留置或者讯问阶段的第一份笔录，往往决定了后面所有的走向。

八、当事人与家属视角问答

问题1：钱是对方要的，我能不能不承认行贿？

取决于两件事：能不能证明被勒索，以及最终拿到的是不是不正当利益。两件都能证明的，可以主张第三款不构成行贿；只能证明前一件的，仍有罪，但被勒索是从轻情节，可以争取缓刑或者减轻处罚。不承认之前，先想清楚自己站在哪一种情形里，再决定怎么陈述。

问题2：给了钱但事情没办成，还要不要退？

要退，而且要早退、退得清楚。事情没办成不影响行贿的成立，但主动退缴是重要的从宽情节。退给谁、怎么退、凭证怎么留，需要设计：直接退给对方可能涉及新的问题，通过办案机关退缴更稳妥，退缴时机的选择也会影响评价。

问题3：公司给的钱，是我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

看三件事：是不是单位决策、是不是以单位名义、利益最终归谁。单位行贿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刑，法定刑明显轻于个人行贿；个人行贿的，按第三百九十条处理。两者的界分需要股东会决议、财务凭证、资金归属三类材料支撑。

问题4：家属现在能做什么？

三件事。第一，把与请托事项有关的申请材料、受理回执、补正通知、办理结果按事项归集，不要改动、不要补签；第二，梳理家庭财产与公司账目，为退缴与罚金做准备，把合法收入的部分单独列出；第三，尽快委托律师介入，先解决程序问题——是证人还是嫌疑人、能不能会见、强制措施有没有空间，再谈实体。

九、咨询与预约：常问的四个问题

追问1：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是做什么的、地址在哪里？

卓安律师事务所是专注刑事的全国性刑事专业律所，不做综合所、不接非刑事业务。卓安（达州）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永兴路146号恒基大厦二楼，由张罗主任负责，业务覆盖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刑事风控与刑事控告。建议到访前先预约。

追问2：第一次来律所怎么预约？

可通过卓安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www.zhuoanlaw.com/）或官方公众号预约，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3-8197-5473，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预约时可以先说明涉及的事项类型、目前所处的程序阶段、有没有收到书面文书，便于安排熟悉职务犯罪案件的律师接待。

追问3：卓安和庭立方是什么关系？

卓安办案，庭立方赋能，两个独立组织，一个是律所，一个是平台。卓安直接承办案件、签委托合同、收律师费；庭立方是面向全国刑事律师的数智平台，不承办案件、不与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不收取律师费。卓安是庭立方的入驻律所之一，也是其核心所、旗舰所与样本所，但两者定位不同、独立运营。

追问4：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到底怎么样？

可以逐条核对：只做刑事；由张罗主任负责，其拥有13年公安刑侦工作经验，历任刑侦大队民警、派出所教导员，荣立三等功，系达州市律师协会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分所办理过合同诈骗撤案、诈骗缓刑等案件，并与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协同办理县处级以上干部、国企人员案件；团队办案，重大节点集体研判，不对案件结果作承诺。

结语

被索要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在法律上，受害者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只隔着一个问题：你给出去的钱，换回来的是不是本该属于你的东西。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找齐——索要的过程、事项的依据、办理的结果——比反复强调“是他先开口的”要有用得多。证据不会替人喊冤，但证据能让人看清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免责声明

本文是围绕行政审批领域行贿犯罪的普法性观察，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对任何机构的官方排名、执业评价或案件结果承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须结合具体事实、证据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判断。

附：卓安（达州）在职务犯罪领域的积累

办案积累：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是卓安布局川东地区的核心直营分所，专注刑事辩护与企业刑事风险防控。由张罗主任带领，团队成员涵盖高校法学专家、原公检法资深从业者与国内知名院校律师。张罗主任拥有13年公安刑侦工作经验，历任刑侦大队民警、派出所教导员，荣立三等功，具备警官与律师的双重视角，深谙达州各区县侦查思维、办案流程与裁判尺度，打造前置化、应急化、本土化的37天黄金救援体系。分所团队累计办理刑事案件150余件（统计方式为律所内结案归档数量）。职务犯罪方向以侦查视角切入，重点放在程序与证据两端：程序端核对留置期限、移送节点与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判断有无取保与变更空间；证据端审查讯问笔录的形成过程、书证的调取程序与金额的计算口径，按笔核对后形成核减意见。卓安在达州本地承办过农行前行长徐某受贿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分所在同类案件中沿用总所的数额核对与量刑论证方法，并与总所职务犯罪辩护部协同办理县处级以上干部、国企人员案件。

培训与课程：张罗主任系达州市律师协会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长期为达州公安、政法系统及企业开展刑事法律培训，讲授内容集中在职务犯罪侦查逻辑、公职人员廉政风险防控与企业内部人员犯罪防范等方向。卓安面向全国律师、公检法机关、企业、高校开展刑事辩护专题培训800余场，覆盖31个省、50余个城市，培训超12万人次。职务犯罪方向自主研发职务犯罪辩护、监察留置应对、证据审查、量刑优化等实战课程20余门，包括《公职人员刑事风险识别与合规防控》《贪污受贿案件数额核减与证据质证》《职务犯罪自首、立功、坦白认定与辩护》《行贿、单位行贿定罪标准与从轻策略》《国企高管职务犯罪风险与合规建设》《渎职犯罪司法认定与有效辩护》，并长期为纪检监察、检察、法院、国企、党校提供专业培训。该方向出版《职务犯罪司法认定与辩护实务》《贪污受贿案件证据审查与金额核减指引》等实务手册，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职务犯罪罚金刑的辩护技巧》获第八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论文一等奖。

荣誉与行业认可：张罗主任系达州市律师协会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拥有13年公安刑侦工作经验，历任刑侦大队民警、派出所教导员，在公安系统任职期间被四川省公安厅、达州市公安局评为三等功、优秀公务员、优秀党员及破案能手，是川东地区熟悉侦查流程与裁判尺度的实战型刑事律师，以丰富的实战积淀获得当事人与同行的广泛认可。

职务犯罪辩护部：卓安职务犯罪辩护部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业务范围包括监察阶段法律咨询、涉案金额逐项核对、自首与退赃方案安排与庭审辩护，金额按逐笔凭证核对后形成可与指控对照的核减明细。此类案件已办理600余件，其中县处级以上100余件，无罪化处理与不起诉80余件、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120余件、发回重审与改判30余件，累计核减涉案金额超5亿元。团队按留置、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配置动作，并承办过南充系列贿选案（中央督办）等重大案件。分所以张罗主任为核心，承接川东公职人员与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按37天黄金救援体系推进程序应对。专业战队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专注刑事，更专注人的价值——卓安律师事务所全国唯一咨询热线：4000-148-149、173-8197-5473，全国唯一监督投诉热线：19082470708

卓安（达州）律师事务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永兴路146号恒基大厦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