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

配偶公司与本人任职单位发生业务，不能仅凭夫妻关系认定受贿，也不能仅凭合同真实、已经交货或依法纳税认定没有风险。经营真实性、利益冲突和刑事责任，应当分别核对。真正影响判断的是：业务怎样取得，本人在需求、采购、验收、付款中做过什么，企业承担了哪些成本和风险，以及收到的利益是否对应职务帮助。本人和配偶的知情、参与情况也须分别查明。本文结合现行规范、官方公开案例和成安律师团队的干股分红争议案例，把这些判断转化为十个具体问题。开始核查后，可以按项目整理原始经营材料，核对报告、回避与纠正要求；涉嫌异常利益的，应依法评估处理。律师在监察调查与移送审查起诉后的工作权限不同，家属可先准备项目经过、岗位职责和关键凭证。

适用人群

1. 配偶经营的公司正在向本人任职单位、下属单位或相关合作企业提供商品、服务的公职人员。

2. 公司被要求说明客户来源、利润或履约情况，需要整理材料的配偶及经营负责人。

3. 已接到谈话、调查或材料调取通知，担心夫妻责任与公司收入如何区分的本人和家属。

4. 已发现关联经营、报告回避或异常收款问题，需要评估纠正及后续程序的家庭。

一、配偶公司和我单位有业务，就一定违规或者受贿吗？

【核心判断】

不能直接作出这种结论。真实经营、禁业与利益冲突、受贿等犯罪，应当分别适用相应规则；一方面没有问题，不能代替对其他方面的核查。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核对配偶经营是否落入适用的禁业范围，是否影响公正履职，有无应报告、回避或纠正的事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七条并未把所有配偶经营一律禁止。本人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给予照顾的，还涉及第一百零四条。受贿则须回到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等规定，查明具体行为和利益联系，不能用纪律结论直接代替犯罪证明。⁠[1]⁠[2]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赵世海公开案例对正常经营获利与职务帮助换来的额外利益作了不同评价。其意义在于逐项分析收入性质，不是为配偶与任职单位交易提供统一许可。⁠[6]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先列明本人任职、分工与配偶公司业务范围，保存适用于任职期间的相关规定、已有报告及组织反馈。把每个项目的客户、承接时间和本人参与情况列出，不要仅写“家属独立经营”。下一步请专业人员核对哪些交易涉及禁业或利益冲突，哪些还需进一步审查收财及职务联系。

二、我没有签合同，只介绍过联系人，也会有风险吗？

【核心判断】

没有签字、没有参加评审，不能直接排除责任。介绍行为是否涉及利用职权，要看介绍内容、双方关系及后续实际影响，不能只看说了几句话。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提供公开的联络信息，与利用分管地位要求优先采购、放宽验收或加快付款，不是同一事实。2026年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直接上下级。涉及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办事的，还须区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适用条件，不能把所有熟人联系都视为职务便利。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未达到犯罪条件也可能违纪。⁠[1]⁠[2]⁠[5]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2016年解释第十三条对实际或承诺谋利、明知具体请托等作了规定。因此，“我没有替对方办成”不能独立排除风险，还要核对承诺、收财及其联系。⁠[4]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保存介绍前后的完整聊天、邮件及已有会议记录，注明联系对象、当时职务、提出的具体要求和项目进度。只有通话记录的，如实说明自己记得的内容及记忆边界，不补成确定指令。下一步把沟通时间与入围、报价、验收和付款节点对齐，核实本人是否改变过交易条件。

三、合同、发票和交税记录都是真的，还要准备什么？

【核心判断】

这些材料有价值，但通常不能单独证明全部履约事实。还要说明公司具体做了什么、投入了什么，以及收款与哪些工作相对应。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合同说明约定，发票和纳税反映有关开票、申报事实，交付及成本材料才能进一步说明履约。贸易公司不必自己生产全部商品，服务公司也可能依法外包部分工作，不能仅凭人员少认定空壳；但应核实其采购、组织、管理、售后及风险承担。监察法第四十三条要求全面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定罪证据达到法定标准。⁠[7]⁠[8]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成安律师团队W某案就干股分红性质提出抗辩，相关干股认定未获支持，全案仍被判刑。该案提示的是款项实质需要审查，并非合同写成“分红”就能排除受贿。⁠[9]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供货项目准备采购订单、上游付款、物流、验收、质量与售后记录；服务项目准备实际人员、工作底稿、交付版本和客户反馈。按项目对应收入与真实成本，保留原件、原始载体和完整上下文。找不到的材料列明原保存人和取得线索，不补造成果。下一步先选被查的具体项目，整理一份能够逐项追溯的履约目录。

四、利润明显比同行高，超出的部分就全部算受贿吗？

【核心判断】

高利润是需要解释的事实，不是通用的犯罪计算公式。先查清是否存在以经营名义给付的职权对价，再按相应类型核对金额。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定价比较应考虑同期规格、技术、账期、售后、担保和供求条件，不能随意拿另一家公司的毛利率作基准。也不能反过来认为，利润没有超过行业均值就一定安全。没有真实服务的费用、无偿给付的股权或另行约定的利益，均须按其实质审查。营业收入、净利润、股份价值和受贿数额不是同一口径；已经认定为贿赂的款项，也不能凭经营开支一概扣减。⁠[1]⁠[3]⁠[4]⁠[5]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2007年意见第三部分对合作投资名义收财作了专门规定；2026年解释（二）第十一条另对股票、股权预期收益型贿赂明确金额规则，说明不同利益类型需要分别认定。⁠[3]⁠[5]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整理同等条件的报价、成本、实际工作和分成依据，注明异常收益的发生时间、决定人及理由。审计材料应列明计算范围与基础资料，由律师结合犯罪构成判断，不能用财务结论替代法律评价。下一步把普通销售利润、股权收益与无对应工作的额外付款分项列明，逐项核对其形成原因。

五、项目经过公开招标，我也申请了回避，就没有问题了吗？

【核心判断】

真实竞争、依法回避是重要事实，但还要核对是否符合禁业要求，以及回避前后有无干预。程序材料齐全不能自动排除交易中的异常利益。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应结合适用的采购规则和单位制度，看本人是否参与需求、资格条件、供应商推荐、评审、验收或付款。回避评审不一定覆盖其他可能影响项目的环节；对依法不应开展的经营，单次回避也不能代替纠正。本人仅在正常职责内办理事项，同样不能只凭签字便推定受贿，仍须查明收财、认识和职务联系。⁠[1]⁠[2]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关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利，第一百零七条关注特定经营及纠正责任。二者审查的事实并不相同，因此不能拿一份回避申请回答全部问题。⁠[2]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保存原始招标文件及版本、公开公告、实际回避记录、已有审批和验收资料，明确自己能合法取得的范围。将回避日期与此前联系、条件制定及后续付款对照；如需内部材料，提供线索由有权机关或依法开展工作的律师处理。下一步核实回避是否实际执行，是否还存在本人能够施加影响而未回避的环节。

六、配偶只是持股分红，钱也没有转给我，能排除受贿吗？

【核心判断】

不能仅凭持股名称或钱未进本人账户排除风险。应查明股权如何取得、是否真实出资、收益对应什么，以及本人是否参与或明知接受有关安排。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一般商业投资中，不亲自参与经营不当然等于受贿；审查须结合请托、职务帮助、实际投入与收益条件。2007年意见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分别规定干股及合作投资名义收财问题。2026年解释（二）第十一条对股票、股权预期收益作为贿赂的数额作出规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也不能直接认定数额为零。涉及历史行为，还须依法判断规范适用，不能机械沿用旧案例的计算。⁠[1]⁠[3]⁠[5]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W某案的干股分红认定存在争议并受到审查，但不能由此推出所有配偶持股分红均属正常收益。是否履行真实出资义务、是否另获特殊利益，仍要在本案查明。⁠[9]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核实出资资金的真正来源、入账和使用，保存股权取得、实际权属、利润分配及退出材料；有代持的，如实说明实际权益与参与人。分红标准需与公司实际经营及其他投资人的条件对应。下一步将本金返还、正常收益、无偿股权和额外给付分别整理，交由律师评估性质与适用的金额规则。

七、我事先不知道配偶收了钱，也会一起承担刑事责任吗？

【核心判断】

事先不知情是重要事实，但还要核对后来何时知道、知道的具体内容及采取的行为。夫妻各自的责任须分别证明，不能仅以家庭关系判断。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2016年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这不意味着配偶公司的正常收款都变成贿赂，仍要查明利益性质、职务行为等。配偶独立利用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财，可能涉及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双方通谋并共同实施的，应结合第二十五条和2007年意见第七部分审查共同受贿。⁠[1]⁠[3]⁠[4]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上述规则分别处理知道后接受利益、共同实施以及亲属独立利用影响力的情形。它们共同要求回到具体认识和行为，不能把“我不知道”或“钱归配偶”当作完整结论。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列明首次获知收款、获知性质、参与使用或要求处理的时间，保存已有沟通、账户控制和真实处理记录。不能让配偶编写统一经过，也不能为表现不知情而删除信息。下一步将夫妻各自的知情与行为时间线分别交由律师核对；如利益可能冲突，应评估各自的法律服务安排。

八、没有收好处费，只是把单位业务交给配偶公司，也可能犯罪吗？

【核心判断】

可能。没有认定受贿，不等于其他犯罪风险消失；但也不能仅因业务交给亲属，就直接认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1]针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规定了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盈利业务交给亲友，明显失衡的商品、服务交易，以及采购、接受不合格商品服务等情形，并要求达到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法定条件。须查明身份、具体行为、损失及因果联系。其他公司、企业人员适用第二款，还须核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条件。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2023年通过、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1]，修改了相关规定并纳入服务交易。因此，咨询、运维等项目不能仅因不涉及实物供货，就认为不在有关审查范围内。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核对原业务由谁开展、单位是否具备承接能力、为何改由配偶公司经营，保存同期方案、真实决策过程、定价及质量材料。损失计算应核实基准、期间和对应行为，不能直接拿亲属利润替代。下一步请律师分别分析可能涉及的罪名与证明缺口，不用“没有受贿”概括所有责任问题。

九、现在把股份退了、把钱退回去，是否就能解决问题？

【核心判断】

真实纠正应当及时开展，但退出或退钱的法律效果取决于款项性质、原因、时间和处理方式，不能承诺事后操作消除既有责任。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禁业、利益冲突的纠正，与已经涉嫌受贿后的退赃不是同一事项。2007年意见第九部分区分收财后及时退还或上交，与因本人或关联人员被查、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情形。正常经营退款也应有真实依据，不宜一律称为退赃。涉及股份，应核对权益、对价、履约义务和现有措施，不能通过低价转让给亲属或虚构债务隐匿财产。⁠[2]⁠[3]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赵世海案将退股后另收好处费作受贿评价，说明退出的形式本身不能决定后来款项的性质。仍要解释每次支付的真实原因与职务联系。⁠[6]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保存原始权益、收款和退出文件，明确问题何时被发现、为何提出处理、实际向谁支付。涉嫌异常利益时，向专业人员完整说明有利和不利事实，核实依法退还、上交或向办案机关处理的路径并保留凭证。下一步先评估需要纠正的事项及处理对象，不倒签文件，不与交易对方约定退款后不作证。

十、监委已经来调材料，现在请律师能具体做什么？

【核心判断】

可以先接受咨询、核实程序和整理合法持有的材料。监察调查阶段与移送审查起诉后的律师权限不同，不能把普通刑事侦查的安排直接套用。

【法律要件与责任边界】

先确认是一般核实、协助调查还是已对相关人员立案，谁是被调查人、被要求说明什么。监察阶段，律师可协助家属梳理事实、经营风险和依法反映事项的路径；不能当然要求按刑事诉讼法会见、阅卷。移送审查起诉后，依法受托的辩护律师可依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开展会见、阅卷，审查收财性质、职责与证据对应情况，并依法提出意见。⁠[7]⁠[8]

【案例与专业书籍论据】

监察法第四十三条要求全面取证并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真实有利材料值得及时整理；调查是否进入下一阶段，则须以实际受理及有关程序信息核实，不能靠推测安排工作。⁠[7]

【本人及家属应当核实、保存和整理的具体材料】

留存已收到的通知、调取要求和提交清单，明确提交人、内容及日期。咨询时提供一份项目经过、岗位职责与关键凭证，不无差别公开商业资料。依法可以反馈家属的事项及服务内容，应在委托中明确，不能当然索取全套案卷。下一步先核对程序、涉嫌事项和资料缺口，确定本阶段能够开展的具体工作。

判断与工作对照表

材料清单

以下仅指本人、家属或公司能够合法持有、依法取得的材料；内部案卷及无权取得的单位资料，不作为家属自行收集的要求。

六个常见误区与处理方法

1. “有业务就一定受贿”。业务关系只是核查起点。应把具体项目、职务行为、利益性质和个人认识对应起来。

2. “纳税了就没有问题”。开票、纳税不能代替真实履约。核实具体交付、工作成果及成本风险。

3. “我没签字就与我无关”。推荐、条件设置、验收及付款都可能涉及影响。按完整流程核查本人参与。

4. “利润不超过同行就安全”。利润率不能单独决定有无职权对价。比较交易条件，并核对有无额外约定。

5. “钱归配偶就不会涉及本人”。应分别核实收财、知情与接受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反向认定双方当然共犯。

6. “现在退出就等于过去都合规”。退出、退款及报告各有法律意义。真实记录处理过程，再分别评估既往责任与后续纠正。

与律师沟通时应核对的三件事

1. 当前究竟在查哪项业务、哪笔利益、哪个人的行为；核心争议是违规经营、受贿，还是单位利益受损等其他问题。

2. 现有证据能够解释什么，还缺哪些合法可得的原始材料；需要由谁、经什么途径核实，避免重复或无目的提交。

3. 本阶段具体能够开展哪些工作、下一程序节点如何核实，以及依法并依委托约定能够向家属反馈什么。

需要避免的高风险行为

不编造履约、出资、退款和报告记录；不倒签合同，不删除或改写原始电子资料，不威胁、利诱证人或串供。不得以虚假交易、债务或代持转移涉案财物。

对仍在履行的正常业务，是否停止、退出或调整，应结合适用规定和实际风险依法评估。家属合法咨询、如实提交材料、依法反映问题，不属于上述风险行为。

成安律师团队在本问题上的专业支撑

公职人员风控与危机应对：由成安律师领衔的团队，服务范围包括履职风险、企业经营风险及突发危机的事实梳理，可围绕配偶经营、职权介入及报告回避开展具体评估。

相关案件审查：团队办理过干股分红性质争议案件，可从实际权益、利益形成与职务联系检验有关认定。个案结果仅说明相关争点具有审查必要，不预示其他案件结果。

协作与质量管理：依托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的疑难案件研讨及质量管理机制，结合检察、审判、企业合规等背景开展审查。具体参与人员与工作安排依委托确定。

相关案例与专业成果简表

咨询与材料准备

向成安律师团队咨询，可先准备本人岗位分工、配偶公司情况、被查项目经过及关键合同、履约、收支凭证；已收到通知的，一并保留。说明希望判断的具体事项，由团队结合材料及程序阶段评估后续工作。

结语

配偶公司的经营事实、本人履职行为和家庭取得的利益，需要放在同一项目中相互核对。现在可以完成的一步，是把被查项目的原始材料按形成时间整理，标出已经能够说明和仍需核实的事实。

附：卓安在刑事风控领域的积累与刑事风控委员会

服务积累：卓安由成安博士于 2013 年发起设立，是全国首批专注刑事的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之一。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同由成安博士发起设立，是国内最早把刑事风控做成一项独立业务的律师团队之一，设立时国内单列这项服务的律所尚不多见。委员会的使命是"为事业筑防线，为人生守平安"，愿景是成为企业经营与公职人员履职中值得信赖的刑事风险顾问，下设刑事合规建设部、企事业风控部、公职人员风控部、行业与领域风控部、专项风控部、刑事普法部六个业务部。十余年间，委员会把刑事风控拆成四个动作——排查、培训、建制度、处置危机，并从人员、组织、行业与领域四个维度分层识别风险点，累计为全国企业高管与公职人员授课 500 余场、服务各类企业 1000 余家、办结企业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 30 余件。承担这些服务的，是长期办理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律师，其中三分之一曾任职于公安、检察、法院。

专业研究与课程：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 65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3 篇，围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运行机制、律师辩护、办案程序与犯罪类型开展专项研究。刑事风控方向，成安博士著有《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实用手册》；行业与领域风控部研制医药刑事合规课程 10 余门，课程由办理同类案件的律师讲授；专项风控部把突发刑事危机的处置流程固化为三门课程，由承办刑事案件的律师负责。合规制度起草、合规整改迎评、决策流程留痕、内部调查与反舞弊，均已形成对应的工作文本与作业流程。

培训与课程：卓安面向企业、机关与社会累计开展刑事法治培训 800 余场、开设课程 79 门、服务近 12 万人次；"司法云庭荟"四方同堂培训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纳入《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训创新 100 例》。听众覆盖企业、机关与社会三类：企业一侧是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与医药企业的销售负责人，珠海联邦制药、复星医药、东阿阿胶、以岭药业等医药企业的合规内训均由本委员会承接；公职人员一侧，听众从四川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四川省公安厅正处级以上干部，到常年开展培训的四川省公安厅、省检察院、成都市政协等数百个政府部门；社会一侧由刑事普法部通过公开课程与法律常识内容覆盖。课程按听众的行业与岗位设计，培训后可继续答疑。

代表性项目：某全国连锁建筑工程集团招投标与商业贿赂合规体系，排查出风险点 300 多项，逐条出具整改方案并跟进落地；四川某头部制造企业虚开风险防控，企业完成税务合规重塑，未被刑事立案。委员会服务的行业集中在医药、金融、建筑、科技四类，企业类型覆盖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医药企业与科创企业，同时办理涉案金额过亿的经济犯罪案件 100 余件。

荣誉与行业认可：成安博士受聘为四川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现任四川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一届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著《公职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实用手册》；团队中三分之一律师出身原公检法系统。卓安律师累计获得各类荣誉表彰 100 余项，并为四川省公安厅、中共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30 余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律师协会顾问单位提供咨询顾问服务。

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卓安刑事风控委员会由长期办理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律师组成，其中三分之一曾任职于公安、检察、法院，定位为事前预防与风险入口——把刑事风险挡在立案之前。六个业务部各守一段：

刑事合规建设部负责企业刑事合规体系的设计与落地，做合规制度起草与审查、合规风险评估、第三方尽职调查与迎评材料准备，制度文本与留痕材料按第三方评估的标准逐项准备，已办结的 30 余件合规整改与合规不起诉案件在方案出具后都继续跟进落地，业务重点落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IPO 前刑事合规尽调、行刑衔接沟通与专项合规体系搭建；

企事业风控部从岗位与业务流程两个方向逐环节排查，形成风险清单后逐条出具整改意见，这套做法已在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医药企业与科创企业等 1000 余家单位落地；

公职人员风控部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履职刑事风险研判、决策留痕规范与廉政教育，培训结合真实履职场景讲解决策留痕与风险边界，课后提供日常咨询，已在公安、检察、监察、政协及各委办局等数百个单位开展；

行业与领域风控部按行业分别编制方案与文本，覆盖医药反腐与 CSO 合规、金融领域非法集资与违规放贷防控、建筑工程领域腐败治理、科技企业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已服务医药企业 500 余家、办理医药领域刑事案件 200 余件；

专项风控部处理企业与个人面临的突发刑事危机，接到情况后先判断风险性质与所处阶段，再安排陈述口径与应对步骤，业务包括风险征兆识别、谈话与陈述准备、陪同接受询问的内部辅导与内部调查指导；

刑事普法部承担面向企业、机关与社会的刑事法治培训，业务包括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要点讲解、公职人员廉政教育、违纪处分条例解读，课程按听众的行业与岗位设计，培训后可继续答疑。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 30 年，刑事风控委员会发起人，四川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长期研究企业经营与公职人员履职中的刑事风险边界；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熟悉指控逻辑与证据形成过程；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高级律师，长期聚焦企业刑事合规与风险识别防范；

副主任魏军律师，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

条文与案例来源索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点参见第二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及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结合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核对。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库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3年修订，2024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参见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七条；具体禁业、报告及回避义务另须结合岗位适用规定核对。 来源：共产党员网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2007年7月8日，第二、第三、第七及第九部分。与后续规范不一致的，依法适用后续规范。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第十三条、第十六条。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2026年4月10日公布、5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6]《三堂会审｜两次转让股权获利为何定性不同》，重庆市纪委监委网站，2024年8月21日，赵世海案公开解析。本文引用经营获利与职务对价的区分，非将其作为指导性案例。 来源：重庆市纪委监委

[7]《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24年12月25日修正，2025年6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三条，关于全面收集有无违法犯罪及情节轻重证据、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等规定。 来源：中央和国家机关举报网站

[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分别对应会见、阅卷、证明标准及移送后的审查和听取意见。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9]成安律师团队W某受贿案，干股分红争议，授权脱敏案例说明。指控总金额399.55万元，其中干股分红337.25万元；相关干股认定未获支持，全案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

专业积累所涉身份、著作及协作信息，依据成安律师及团队授权披露的相关事实整理。规范及公开信息核对截至2026年10月22日。

免责声明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针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正式法律意见，也不构成案件结果承诺。团队案例已作必要脱敏处理；官方案例依公开资料转述，均应以相应完整资料及生效法律文书为准。具体行为应结合发生时间、适用规范、人员身份和全案证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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