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势力团伙」到「证据不足不起诉」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 周洪律师详解催收案无罪辩护之路

一、案例罪名：寻衅滋事罪

二、案情简介：侦查机关指控W某的公司在承接金融机构的催收业务时，组织员工及外包公司，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轰炸”“短信滋扰”，共计实施了45起寻衅滋事行为。

三、办案思路：接受委托后，我多次会见当事人，查阅了全部案卷。我发现，侦查机关构建的犯罪叙事虽然看似完整，但细究之下，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和责任边界上，均存在着重大辩驳空间。我的辩护体系，正是围绕以下四个核心支点构建的：

催收的“动机”是“无事生非”还是“师出有名”？

寻衅滋事罪，其立法本意是惩治那些出于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流氓动机”，肆意挑衅、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其本质是“无事生非”。而W某的公司从事的催收业务，是基于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一切行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为了“收回欠款”，这是典型的民事纠纷范畴，是“师出有名”的维权行为。虽然方式可能存在瑕疵，但这与所要打击的“主观恶意”截然不同。将正当的商业诉求与流氓犯罪的动机混为一谈，是对法律的误读。这是我方辩护的基石。

催收的“行为”是“软暴力”还是“方式不当”？

控方指控的“电话轰炸”等行为，是其认定“软暴力”和“恶势力”的关键。然而，通过阅卷，我发现这些所谓的“滋扰”行为，在法律上难以构成刑事犯罪：

手段的克制性：大部分催收沟通发生在正常工作时段，内容主要是提醒还款，并未包含辱骂、威胁等极端言辞。

后果的模糊性：所谓“严重影响”，多是欠款人的单方陈述，缺乏客观证据（如医学证明、单位证明）来佐证其生活、工作秩序已遭到刑法意义上的“严重破坏”。

对象的特定性：催收行为始终围绕债务相关人展开，并未扩散至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影响范围有限，未达到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程度。

我向检察机关明确指出，不能将催收过程中任何引起对方不适的行为，都轻易上升为刑法上的“软暴力”。否则，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将被彻底模糊。

责任的“边界”谁的行为，由谁负责？

本案中，部分催收行为是由W某公司转包的湖南某公司实施的。侦查机关试图将所有行为的责任都归结于W某。对此，我提出了“罪责自负”的刑法基本原则。W某的公司与转包方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是商业合作关系。在案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W某曾指使或参与转包方的具体违法行为。要求W某为合作方的独立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成功地为我的当事人与转包方的行为之间，建立了一道法律的“防火墙”。

刑事手段应是“最后选择”而非“首选工具”

我向检察机关强调，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保持谦抑性。对于因债务纠纷引发的催收行为，即便存在不当，也应优先考虑民事途径解决。《刑法修正案（十一）》虽增设了“催收非法债务罪”，但根据“举重明轻”原则，连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都需审慎定罪，那么对于催收“合法”债务的行为，动用刑罚手段更应慎之又慎。滥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不仅无助于化解矛盾，反而会破坏营商环境，违背刑法的初衷。

四、办案结果：不起诉

五、心得体会：这份决定，不仅让W某得以全身而退，更让被牵连的多名员工彻底摆脱了刑事风险，守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事后，W某家人送来的锦旗，对我而言，是最高的赞誉，它代表着一个家庭重获新生的喜悦，也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六、法律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