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家人催了几次债，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员？

认定“恶势力”成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与已经被认定之后的六个辩点

卓安律师事务所·涉黑涉恶犯罪专业委员会出品

【摘要】

帮家人催了几次债却被卷进“恶势力犯罪集团”，核心争议点不是催了多少次，而是人员有没有“经常纠集在一起”、行为有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两个条件一旦成立，后果是双重的：量刑上从重，归责范围扩大到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只要有一条断掉，定性就失去基础。第 1361 号周方健案中参与人员每次都不一样，法院按一般共同犯罪处理；第 1360 号吴强案中只图财、隐蔽实施而不逞强，法院认定构成犯罪集团，但不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卓安办理的 H 某案沿同一路径，把资金与客户各自独立、寻衅滋事由 4 起核减到 1 起这两件事做实，涉黑指控没有成立，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定性也未获认定。因合法债务纠纷引发、对象特定的催收行为，依法不应按恶势力案件处理。

一、帮着催债为什么成了“组织成员”：“经常纠集”与“欺压百姓”两个条件才是关键

“他只是帮家里人去催过几次债，为什么就成‘组织成员’了？”这是 H 某家属反复问的一句话。H 某做民间放贷，2015 年到 2021 年向小微企业主、个体商户出借款项，月息三分到五分。部分借款人到期不还，H 某和同乡 P 某一同去催过几次，过程中有过言语施压、跟随、短时间不让借款人离开的情形。

2021 年，公安机关对 P 某等人立案，认定是以 P 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H 某被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起诉，量刑建议十年以上。家属的困惑是两个法律问题：认定一个人属于“恶势力”成员需要哪些条件；这些条件里，哪些在案卷里找不到证据。

这两个问题，最高审判机关自己判过。

二、《刑事审判参考》两起案例：什么样的团伙不算恶势力，什么样的集团不算恶势力犯罪集团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123 集是“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专辑”，收录第 1354 号至 1363 号十起案例。其中两起直接相关：第 1361 号回答“什么样的团伙不构成恶势力”，第 1360 号回答“什么样的集团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2.1　第 1361 号周方健案：每次参与的人不一样，法院按一般共同犯罪处理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周方健等 7 名被告人系恶势力犯罪。各被告人对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只对“恶势力”这一定性提出异议。

法院没有采纳恶势力的指控，理由很直白：周方健系“分别纠集”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人员不固定，不属于“经常纠集在一起”，应按一般共同犯罪处理。周方健最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

2.2　第 1360 号吴强案：只图财不逞强，构成犯罪集团但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

这一起同时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87 号，一审案号（2017）苏 0612 刑初 830 号。案情是：吴强等人约熟人吃饭时“劝酒”诱使对方酒后驾驶，再制造事故，以报警相要挟索要钱财，先后五次敲诈勒索；此后又纠集他人持械抢劫赌场参赌人员。公诉机关追加认定本案属于“以吴强为首带有恶势力性质的犯罪集团”。

法院的结论分两层。第一层，构成犯罪集团：吴强等人为共同实施犯罪组成了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多次实施敲诈勒索、抢劫，符合《刑法》第 26 条第 2 款的规定。

第二层，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理由同样具体：吴强等人的犯罪活动明显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但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设局劝酒、制造事故、以报警相要挟通过“协商”占有财物，整个过程都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极力避免被他人察觉，因此“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尚不明显。

吴强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判决已生效。这两层结论可以提炼一条规则：人数够、成员固定、多次作案，可以支持犯罪集团的认定；要进一步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还必须具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和行为的公然性。

2.3　两案给出的三条判断标准：人员稳定性、主观意图、行为公然性

三、卓安办理的 H 某案：涉黑指控不成立、恶势力犯罪集团也未认定，是怎么做到的

3.1　案件起点：一笔民间放贷牵出四项罪名，量刑建议十年以上

公安机关立案时认定的是以 P 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H 某被列为成员，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移送起诉，量刑建议十年以上。辩护目标不是主张他没催过债，而是主张这些催收行为不足以支撑“组织成员”的评价。

3.2　资金各自独立、客户互不交叉，组织关系这一层先被拆掉

组织关系是这类案件的地基。承办律师从资金和经营两头核对：资金上，看有没有共同出资、有没有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有没有“组织账户”，流水显示两人各自出借、各自收款、各自承担坏账；经营上，核对客户名单和借条来源，看客户资源是否共享、业务是否协同、有没有统一对外名义，同案人证言印证两人各自开发客户、互不介绍业务。这一步做成，关于“犯罪集团”的争点几乎自动消解。

3.3　寻衅滋事从 4 起核减到 1 起，“多次”的法定门槛没达到

起诉意见书把催收行为概括为多起，逐笔核对后能站住的并不多。H 某案指控寻衅滋事 4 起，1 起报案时间相隔过久，1 起系临时起意、事前没有纠集，1 起因借款人先动手引发，剔除后有效次数降为 1 起。次数减下去，《意见》第 10 条所说的“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也跟着失去依据。

3.4　结果：涉黑定性不成立，恶势力犯罪集团也未认定

两步工作合起来，H 某的定性发生了改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成立，关于组织关系的指控被推翻；基于催收行为源于真实债权、对象特定、次数不足，也没有认定其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涉黑涉恶的定性不是靠一句“关系密切”建立的，它建立在资金、业务、次数这些能落到材料上的事实上。

四、律师观点与六个辩点：涉恶定性可以从哪六个地方逐项审查

4.1　“恶势力”不是罪名，但它同时改变量刑和归责范围

“恶势力”不是刑法上的罪名，当事人最终被判的仍是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这些具体罪名。它的作用在两处：量刑阶段形成从重评价，以及改变归责范围。

《刑法》第 26 条第 3 款、第 4 款把集团成员分成两类归责：首要分子按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只按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集团里的事是不是都要算在他头上，差别就在这里。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 2 条第 2 款把恶势力组织界定为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领域内多次为非作恶、欺压群众，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犯罪组织。《意见》第 11 条规定，恶势力犯罪集团还须同时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

4.2　辩点一：参与人员不固定，不构成“经常纠集在一起”

《意见》第 7 条给了这个表述一把尺子：“经常纠集在一起”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 2 年之内，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 2 名相同成员多次参与。

两处可以直接用。一是“2 年之内”：指控常把跨越五六年的行为放在一起，得出“长期纠集”的结论，条文要求的却是某一个 2 年区间内多次实施；把行为铺在时间轴上，往往能看出真正密集的区间并不存在。二是“至少 2 名相同成员多次参与”：每次去的人都不一样，团伙在结构上就是松散的，第 1361 号走的正是这条路。同条第 2 款还规定，时间明显较短、刚刚达到“多次”标准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

4.3　辩点二：只为收回合法借款，缺乏“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

《意见》第 5 条明确排除两类行为：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违法犯罪活动；因婚恋、家庭、邻里、劳动纠纷以及合法债务纠纷引发，或者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一条对催收、讨债类案件意义重大：债权人主张的是到期债权，对象特定、有债务关系基础，不是不特定的“群众”。第 1360 号吴强案的裁判理由与此一致：明显只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

具体要还原三点：债权是否真实，看借条、转账凭证、还款记录；相对方是否特定，看有没有明确的债务人身份和债务金额；目的是否为实现债权，看有没有超出债务范围索取。这三点立住，评价框架就从“为非作恶、欺压群众”转回“民事纠纷中的不当维权”。卓安律师办理的 Z 某案中，团伙以特定被害人为对象实施“仙人跳”敲诈，不具备公开欺压特征，最终从恶势力犯罪集团中剥离。

4.4　辩点三：逐笔核对指控事实，“多次”的法定门槛可能没达到

涉恶案件的指控事实常常是“一揽子”的，起诉书概括为多起，逐笔核对后能站住的并不多。重点看四类事实：情节显著轻微、本应作治安处理的；与被指控的组织性质无关的；只有同案人概括性供述、无客观材料印证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对不上的。

《意见》第 9 条规定，“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至少应包括 1 次犯罪活动。对反复实施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单一性质的违法行为，累加后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可将已用于累加的违法行为计为 1 次。

4.5　辩点四：“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需要客观证据支撑

这一项经常是认定里最薄的一环，因为它依赖概括描述。《意见》第 10 条要求，认定“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结合侵害对象及数量、次数、手段、规模、人身损害后果、经济损失与违法所得数额、社会秩序混乱程度等因素综合把握，每一个因素都要落到卷内的材料上。常见的空缺是：没有群众报案记录，没有舆情材料，没有区域治安数据，被害人数少、损失金额小。若认定“影响”的依据仅为起诉意见书中的概括表述，就属于证据不足。W 某案中，法院未认定“恶势力”，与该特征证据不足有关。

4.6　辩点五：不是组织、策划、指挥者，不按集团全部罪行归责

《意见》第 11 条把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界定为“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人，其他成员则是知道是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仍接受首要分子领导管理指挥的人。落到具体事实就是：当事人在每一笔事实中实施的是组织、策划、指挥，还是被组织、被安排、被通知？有无证据显示其对他人具有支配力或者奖惩权？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首要分子、纠集者的身份即不成立，归责范围也就从“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收缩为“本人参与的行为”。

《意见》第 6 条还写了一句排除规则：“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第 13 条也规定，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不大的其他成员，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7　辩点六：“恶势力”加“犯罪集团”不等于“恶势力犯罪集团”

实务中出现最多的推理跳跃是：既然认定了恶势力，就顺带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但《意见》第 11 条写得很清楚，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恶势力全部认定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犯罪组织，认定恶势力成立的证据，不能自动证明犯罪集团成立。第 1360 号吴强案就是这个逻辑的正面例证。犯罪集团要另外证明《刑法》第 26 条第 2 款要求的“三人以上”“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以及明显的首要分子。

《意见》第 18 条还划了一条程序上的线：二审审理上诉案件时，一审认定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有误的，应当纠正，但不得升格认定，未认定的不得增加认定。

五、家属现在能做的四件事，以及律师的价值是什么

第一件，不要去联系被害人，也不要去接触同案人员。家属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找借款人希望对方撤案，或找同案人统一口径。这两件事在侦查阶段都会被记录下来，一旦形成材料，反而成为证明“内部有统一安排”的证据。

第二件，把资金和经营的凭证找齐，按时间顺序整理。银行流水、借条、转账凭证、还款记录、对账的往来信息，是证明“各自出借、各自收款、互不交叉”最直接的材料。H 某案的转机，起点就是一份把两人资金往来彻底分开的银行流水。

第三件，趁家人还记得清楚，把他参与过的每一件事按时间、地点、在场人、起因写下来。催收类案件的争点常落在“这一次有没有纠集”“是谁先动的手”“是为了要账还是逞强”上，这些细节家属最清楚，等到卷宗固定之后再补就难了。

第四件，尽早让专业律师介入，并在起诉意见书形成之前提交书面意见。涉恶定性一旦写进起诉书，后面的每个环节都会围绕它补充材料；能改变它的窗口在案件前段，越往后越窄。

律师的价值是什么

恶势力的认定不是单纯的事实认定，而是一项法律评价。同样的事实，评价为“一般共同犯罪”还是“恶势力犯罪集团”，量刑和归责范围完全不同。律师的价值在于，把“因合法债务纠纷引发、对象特定、事出有因”这一面貌完整呈现出来，并针对“经常纠集”“欺压百姓”“首要分子”逐项提出否定意见。这不是否认当事人催过债，而是主张这些行为在法律上的评价被放大了。

涉恶定性往往不是靠一个罪名争下来的，而是同时处理资金、次数与归责范围三件事。只办刑事的律所，在这类交叉问题上的经验更集中，这是卓安在这类案件中最实在的价值。

六、条文与案例索引

· 《刑法》第 26 条、第 238 条、第 274 条、第 292 条、第 293 条、第 294 条；《反有组织犯罪法》第 2 条

· 四部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10 号）；《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 号）

·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123 集第 1361 号、第 1360 号即最高法指导案例 187 号；

卓安案例库：H 某涉黑案、W 某涉恶案、Z 某敲诈勒索案

附：卓安在涉黑涉恶犯罪领域的积累与委员会情况

办案积累：作为全国第三家只做刑事的律所，卓安成立以来专注刑事辩护与风险防控，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超 8000 起，其中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200 余件，涵盖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拘禁、开设赌场等关联罪名。涉案人员覆盖组织领导者到普通参与者各层级，已取得不认定黑、不认定恶、不起诉、撤案、改判轻刑、涉案财产解封等辩护效果。

专业出版：卓安累计出版法学专著 65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3 篇，围绕公检法运行机制、律师辩护、办案程序与犯罪类型开展专项研究。涉黑涉恶方向编写《涉黑涉恶案件办案实务手册》，发表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犯罪认定研究论文，形成扫黑除恶裁判规则与证据审查指引。

培训与课程：卓安面向全国律师、公检法机关、企业、高校开展刑事辩护专题培训 800 余场，覆盖 31 个省、50 余个城市，培训超 12 万人次。涉黑涉恶方向已形成课程体系，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认定与辩护》《恶势力犯罪司法认定与排除技巧》《涉黑案件证据审查与非法证据排除》《企业家扫黑风险识别与防控》《反有组织犯罪法理解与适用》。

荣誉与行业认可：卓安律师获得各类荣誉表彰 100 余项，多名律师受聘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等高校特邀研究员，并为四川省公安厅、成都市政法委、成都市政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30 余家公检法、律协顾问单位提供咨询顾问服务。艾述洪律师于 2025 年荣任成都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

涉黑涉恶犯罪委员会：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涉黑涉恶犯罪委员会，是卓安在涉黑涉恶方向设立的专业办案与研究机构，由具有原公检法扫黑办案背景的律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与涉黑案件证据专家组成，定位为涉黑涉恶案件的定性纠错与轻刑辩护专业力量。主要职能包括：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与恶势力认定标准逐项审查证据，排除拔高认定；把当事人从被指控的犯罪组织中剥离，区分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与一般参加者；全面审查“四个特征”证据体系并依法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甄别合法财产与涉案财产，为案外人财产、配偶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提出异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提交不认定黑恶的法律意见；编写办案实务手册与培训课程，输出扫黑除恶裁判规则与证据审查指引。

核心成员：

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执业近30年，长期研究涉黑涉恶案件的性质认定与财产辩护；

主任何冰冰律师，前市级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反贪局侦查科科长；

执行主任艾述洪律师，四川省首批刑事专业律师、卓安经济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擅长责任拆分与财产甄别；

副主任魏军律师，原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曾借调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刑事庭审规程起草。

委员会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开展辩护，不作结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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