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保重点民企开协调会落实合规，怎么成了违规干预涉黑办案？

【摘要】
针对涉黑恶案件滥用“企业合规改革”导致公职人员被倒查“保护伞与干预司法”的危机，依托卓安亲办“胡某涉黑案维持原判警示”与“陈某涉黑案成功摘帽脱黑”实战积淀，核心防范在于：一、穿透合规负面清单，严禁为涉黑恶势力违规背书；二、厘清正常履职与干预司法的法定界限；三、从涉黑恶法定特征切入实现个罪依法剥离。在2026年扫黑除恶常态化倒查高压下，公职人员该如何守住政商协同与违规干预的法律底线？

【专业支持】
本文由 成安律师（近30年刑事法律实务经验｜百人级刑事专业律师团队｜刑事风控与合规｜刑事危机应对与化解｜重大疑难刑事案件辩护） 提供法律实务支持。
成安律师简介： 法学博士，拥有近30年刑事法律实务经验，卓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庭立方核心导师。打造了全国规模化刑事专业律所——卓安，带领百人级刑事专业律师团队。曾受聘担任省级公安厅经侦及食药环侦查专家顾问，系四川省律师协会首批认证的“刑事专业律师”。
团队实战经验： 专注为公职人员、企业家及高管提供专业刑事法律服务，核心业务涵盖：企业刑事风控与合规顾问、突发刑事危机应对与化解、监察留置应对辅导（陪跑）、刑事诉讼全流程顾问、重大疑难刑事案件辩护。

在当前各地狠抓经济发展、大力提振民间投资的政商生态中，不少地方干部发出了这样既困惑又惊恐的疑问：“区里重点民营企业涉嫌强迫交易和寻衅滋事被立案。分管领导让我牵头去跟法院、检察院开协调会，协调落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建议‘能不捕就不捕，能缓刑就缓刑’，给企业一条生路。开完协调会没多久，巡视组说这是给黑恶势力打招呼干预办案？”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优化营商环境”与“保障民企发展”是悬在各级经济与政法部门案头的高频热词。面对本地纳税大户、吸纳就业数千人的龙头企业涉案，许多统战部、营商局乃至政法委的干部往往产生了一种严重的认知错位：只要高举“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政策招牌，只要会议纪要冠上“研究保市场主体”的宏大名义，行政权力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跨越司法边界，对正在侦办的刑事个案指手画脚。然而，步入2026年，在全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与中央“三个规定”专项督查深度推进的法治环境下，这种借合规之名行干预之实、为涉黑恶犯罪开脱说情的越界操作，正在被纪检监察与巡视机构作为典型的“违规干预司法活动”与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进行严肃倒查。

一、借“优化营商”为涉案民企开协调会，为何反被巡视定为充当保护伞？

在市县层级的经济版图中，大型民营企业往往与地方经济深度绑定。部分企业依靠早年的工程土建、资源开采、物流货运起家，在积累原始资本的过程中，习惯了动用地下秩序维护所谓商业利益。它们在招投标中搞排他性垄断，在拆迁中组织社会闲散人员逼迁，在商业竞争中封路阻工、殴打同行。当这些长期盘踞一地的涉案企业因涉嫌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被公安机关以黑恶犯罪立案侦查后，企业背后的震荡往往迅速传导至地方党政机关。

为了防止企业停产停工引发群体性讨薪、金融机构抽贷及税收断崖式下跌，地方分管领导往往要求政法委执法监督室、营商环境促进局或统战部牵头，召集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召开所谓的“涉企案件协调会”。在闭门会议上，部分干部极力渲染企业的突出贡献，片面援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精神，公开要求司法机关“审慎采取强制措施”、“能不诉就不诉、能判缓刑就判缓刑”，甚至要求撤销涉黑涉恶专案定性。

然而，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无论包装得多么冠冕堂皇，在法治准绳面前都无法立足。在卓安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涉黑涉恶及职务犯罪交叉案件中，因不当介入民企重案而引火烧身的公职人员屡见不鲜。

【卓安刑事法律风控与危机应对团队经典案例复盘】胡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重罪一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案情背景与指控风险：
被告人胡某被公诉机关指控犯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抢劫罪、开设赌场罪，在当地形成以其为首、持续近二十年、稳定成员达十余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严重破坏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秩序。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胡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重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某不服提起上诉，案件涉及复杂的政商交织背景与地方产业纠葛。
卓安律师事务所的风控/辩护突破口：

1. 深度介入二审阅卷与证据瑕疵梳理：卓安团队受托介入二审后，全面梳理横跨近二十年的卷宗材料，针对多起强迫交易和寻衅滋事事实，深入核查控方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精准锁定证据瑕疵。

2. 严格区分涉黑组织行为与民营企业自主经营：重点论证胡某关联企业的正常商业投资、产业孵化与违法犯罪行为之间的法律边界，力争将合法企业资产从涉案财产中予以甄别保护。

3. 围绕个案参与程度与量刑情节展开精细化说理：充分发表书面辩护意见，主张综合考量涉案人员在组织中的实际地位、作用及认罪认罚、自首等法定情节，争取二审法院酌情予以从宽考量。
庭审交锋与裁判/化解结果：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听取了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虽然二审最终认为一审判决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并维持原判，但合议庭高度肯定了辩护人在法理与证据评价层面的专业阐述。该案的审理过程充分表明，对于涉嫌严重暴力、强迫交易的涉黑恶企业组织，任何脱离证据规则的行政干预与侥幸诉求都无法撼动司法的严惩基调。

成安律师在总结涉黑恶大案的司法规律时指出：现代反腐败与常态化扫黑除恶推行的是“全生命周期倒查机制”。对于公职人员而言，若误将涉黑恶势力的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当成“企业经营瑕疵”，甚至借助行政会议对办案机关层层施压，一旦中央巡视或扫黑督导组顺藤摸瓜，这种跨越红线的“好心协调”，往往会被直接锁定为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包庇纵容黑恶势力、妨碍司法公正的核心铁证。

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与扫黑除恶红线，在法律适用上有何天然冲突？

为什么针对普通涉企犯罪提倡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面对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涉黑恶指控时，会直接撞上刑事司法的严酷铁壁？这需要从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制度源头与法律边界进行硬核审视。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后续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合规改革的适用范围设立了严密不可逾越的“负面清单”。合规试点的核心宗旨，在于挽救那些因为制度漏洞而偶发经济犯罪、但本身具备良好商业前景与社会价值的守法经营企业。其适用对象主要集中于生产经营类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非暴力型经济犯罪。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以及最为关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集团等有组织犯罪，法律政策明确严禁适用合规考察与不起诉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黑恶势力的本质在于通过暴力、威胁、滋扰等非法手段，在特定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恶劣影响，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秩序与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粗暴践踏。如果一个民营企业为了攫取垄断利润，长期豢养地下打手、强买强卖、强迫交易、滋扰竞争对手，该企业实质上已经异化为黑恶势力的犯罪工具与经济外壳。对此类组织适用合规免罚，无异于纵容犯罪、践踏法治。

更为严厉的是，中办、国办、中央政法委及“两高三部”先后出台并持续从严执行的“三个规定”（包括《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明确划定了公职人员的权力边界。任何领导干部未经法定程序，以开协调会、听取汇报、发公函、口头打招呼等任何形式，向司法机关提出对正在办理的案件“从轻处理、免予追究、不予批捕、判处缓刑”等要求的，均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在“逢问必录、全程留痕”的监督机制下，开协调会建议“能缓就缓”的发言记录，在巡视组调取会议纪要与司法机关填报记录后，直接构成追究纪法责任甚至触犯《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直接线索。

三、以“保就业、保税收”为名介入刑事司法，存在哪些致命认知盲区？

在深陷调查风暴时，牵头开协调会的涉案干部往往深感委屈，辩解自己“没有私心、一心为公”。这种心态背后，深藏着三重极度危险的特权认知盲区：

首先，是“政绩大局能够豁免法治底线”的特权观念。在一些地方官员潜意识里，只要打着“稳就业、保投资、促增长”的经济旗号，就可以超越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原则。他们误以为，纪检监察部门只会查贪腐受贿，绝不会追究“为了工作大局”的协调行为。殊不知，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坐标下，践踏法治底线所造成的政商依附与社会不公，对地方营商环境的破坏远甚于单个民营企业的破产倒闭。为黑恶势力张目哪怕不图私利，在法律定性上同样属于违法用权。

其次，是“把严重的黑恶暴力混同于普通商业违约”的刻意偏袒。许多干部长期与涉案企业家交往过密，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企业方的诉苦逻辑，将寻衅滋事、砸车封路、非法拘禁轻描淡写地美化为“民企在残酷商战中的过激维权手段”，将强迫交易粉饰为“行业约定俗成的市场整合”。他们忽视了刑法对涉恶软暴力的客观认定标准，企图用民商事的思维去解构赤裸裸的刑事违法，最终在公权力背书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最后，是“执行上级领导批示即可高枕无忧”的免责幻觉。许多执法监督室主任、营商局长认为：“开会是常务副区长或政法委书记口头交办的，我只是按领导意思起草纪要、主持座谈，板子打不到我头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公务员法》第六十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司法机关严密记录、全程留痕的追责链条中，直接出面召集公检法开会、直接提出违规宽大要求的具体牵头人，必然首当其冲成为违规干预司法的责任主体。

四、巡视介入与专案倒查展开时，涉案官员往往踩中哪些处置雷区？

当省市纪检监察巡视组正式进驻，要求调取涉案企业协调会纪要与法检办案记录时，处于惶恐之中的涉案干部往往会因为缺乏刑事风控常识，采取极其错误的自救手段，导致事态彻底失控：

第一个雷区：突击销毁、篡改涉企协调会议纪要与督办通知。部分牵头官员得知被巡视注意后，连夜指示下属重新制作会议纪要，删去“建议能缓就缓、不予批捕”等敏感表述，将其篡改伪造成“依法保障民企合法权益调研座谈会”。在现代信息化办公环境下，内部邮件流转、OA审批留痕、参会法检人员的同期工作备忘录难以消灭。这种掩耳盗铃的伪造行为，非但不能化解干预嫌疑，反而直接坐实了故意隐瞒违纪违法事实、对抗组织审查，甚至触发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的刑事指控。

第二个雷区：私下接触承办法官、检察官“对口径、求撤报”。有些干部依仗平时的业务指导关系，私下约见办案检察官或法官，要求对方在向巡视组说明情况时淡化会议性质，或者在内部管理系统中撤回此前填报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记录”。在中央“三个规定”被拔高至政治纪律审查的高压态势下，这种私下沟通立刻会被办案干警视为进一步的严重施压与违纪线索，促使法检机关启动更高级别的紧急报告程序。

第三个雷区：催促涉案民企突击聘请中介机构“补办虚假合规整改”。为了向巡视组自圆其说，部分官员指使涉案企业连夜聘请不具资质的中介机构，花钱购买现成的企业合规制度模板，突击成立所谓的合规委员会，出具虚假的合规验收报告。这种脱离司法机关监督与第三方监管评估机制的“纸面合规”，不仅在刑法上毫无减免刑罚的效力，反而会作为涉案企业与涉黑恶势力弄虚作假、欺骗司法的加重恶劣情节被一并起诉。

卓安律师事务所始终秉持严苛的执业伦理底线：坚守法律红线，恪守专业操守，坚决抵制任何违法勾兑、虚假陈述与违规干预。在政商交织的重大危机面前，只有回归客观证据、严守法定程序，才是防范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滑向深渊的唯一正道。

五、如何运用专业刑事技术，将涉案企业从黑恶定性中依法剥离？

如果地方民营企业确实面临涉黑涉恶重罪指控，正确的解困之道绝非通过行政权力违规施压，而是必须依托专业刑事律师，通过严密的刑法学理和证据规则，从源头上实施法理层面的精准剥离：

其一，从“组织特征”入手，坚决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定性基础。辩护人需要深入企业经营腹地，全面调阅涉案民企自成立以来的章程、董事会决议、劳动合同、薪酬发放明细及纳税证明，向合议庭证实：涉案企业本质上是依法注册、独立纳税、具有真实实体产业的市场主体；涉案员工领取的是合法劳动报酬，执行的是经营管理指令，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以实施违法犯罪为目的的帮规帮纪、江湖规约与人身依附。

其二，从“危害性特征”入手，排除特定行业领域的“非法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最根本的法定标志是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垄断或控制。辩护律师应当通过调取行业工商登记数据、招投标公开记录、竞品企业经营数据，有力论证涉案市场始终处于自由竞争状态，涉案企业的经营摩擦属于行业常见的不正当竞争或民商事履约纠纷，并没有达到称霸一方、欺压群众、致使合法权益受损者不敢控告的危害程度。

【卓安刑事法律风控与危机应对团队经典案例复盘】陈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成功打掉全部涉黑罪名，仅判处轻罪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
案情背景与指控风险：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被告人陈某在某县从事沙金开采。公诉机关指控其先后纠集多名同学和老乡，有组织实施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所谓不听话即遭训斥殴打的不成文规矩，逐步演变为以陈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指控陈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面临严苛重刑与剥夺个人全部财产的灭顶之灾。
卓安律师事务所的风控/辩护突破口：

1. 切中组织特征缺失展开无罪剥离辩护：卓安律师调阅全案卷宗后敏锐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具备严密的组织纪律与管理规约。本案涉案人员纯系同学、老乡因哥们义气形成的松散社交纽带，既不存在明文或约定俗成的帮规帮纪，也缺乏黑社会组织应有的层级约束力与稳定性。

2. 瓦解经济特征与犯罪反哺事实：全面梳理当事人的涉案资金往来，证实涉案收益主要来源于个人生产经营，并未形成维系非法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黑恶经济体”，各成员之间经济完全独立，不具备黑恶势力的经济控制要件。

3. 展开高频专业沟通与说理：承办律师多次前往看守所深入会见，并主动与侦查机关、检察院公诉部门及法院合议庭开展深度法理沟通，出具详实专业的出罪论证意见。
庭审交锋与裁判/化解结果：
法院经开庭审理，全盘采纳了卓安律师关于陈某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辩护意见，依法成功摘除涉黑定性。陈某最终仅因普通轻微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取得了极为罕见的全案实质性脱黑轻判战果。

成安律师在复盘此类成功案件时强调：想要保住涉案企业和相关人员，唯一的合法出路是在法庭之上、在证据规则之中，依托“三级品控体系”（主办律师自查、专业部门负责人复核、专家委员会终审）与“大案专家会诊”，把涉黑恶的虚高定性层层击碎。只要涉黑恶的大帽子被依法打掉，案件事实还原为普通的强迫交易或寻衅滋事个罪，民营企业才可能在合法的框架下争取罪责刑相适应的从宽处罚，地方公职人员也才能彻底免于被扣上涉黑“保护伞”的追责风险。

六、地方公职人员涉企执法监督与合规协调风险排查清单

为避免地方经济管理干部、政法干部在开展涉企服务中由于防线失守而触犯“干预司法与涉黑保护伞”红线，卓安刑事风控与危机应对团队制定出如下合规履职隔离清单：

七、面对复杂的政商定性博弈，为什么更需要专注纯刑事的专业力量？

中国地方治理与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决定了涉企法律风险往往盘根错节。当一家民营企业遭遇涉黑恶指控，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地方营商生态的清浊以及一批履职官员的政治生命。面对这种重大、疑难、复杂的政商涉刑风暴，更应当依靠具备极致专业纯度、深谙司法内在逻辑的专业力量，才能在法治的轨道内找到妥善的平衡点。

这正是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自2013年创立以来，在全国刑辩界牢牢树立的专业壁垒。在综合性律所竞相追求规模扩张的时代大潮中，首席律师成安博士带领团队，做出了一个极具定力的抉择——坚决不走兼顾民商事与非诉业务的万金油路线，成为全国第三家只做刑事业务的精品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十余年间，卓安始终将全部的智力资源、团队精力与组织能力，百分之百倾注于刑事辩护、企业刑事合规与重大刑事危机应对这一深度垂直领域。

在卓安的发展历程中，律所创办了中国首家“刑辩文化馆”。这座文化馆沉淀着百年来中国刑事辩护事业从无到有、走向法治文明的厚重印记，更深刻诠释着全体卓安律师“为生命辩护，为自由辩护”的核心理念。面对涉案金额上亿、涉黑涉恶、政商高度交织的重大疑难案件，卓安打破了传统律师单兵作战的经验局限，全面推行“控、辩、审、学”四维办案视角。律所汇聚了近百名专职刑事律师，其中近三分之一具备原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委员会的一线实务背景，并融合了十余位法学博士及高校教授的深厚学理。

每一起疑难复杂案件受托进入卓安，都会启动全所层面的专家集体研讨：由前公诉人以极为严苛的公诉视角拆解指控证据体系的破绽，由前法官从中立审判标准校准裁判尺度的自由裁量空间，由法学博士提供深邃的前沿理论支撑，由资深刑辩律师在法庭上实施精准有力的质证对抗。这种四维协同的集体防御体系，确保了辩护意见既能切中要害，又能最大限度地契合司法的裁判趋势。

更为难得的是，卓安在业内首创了“主办律师+专属客户经理”的双线服务模式。在企业高管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职人员面临组织审查的至暗时刻，主办律师专注法庭证据攻防与程序纠偏，客户经理则全天候提供透明化的进展反馈、心理疏导与家属行为指引。这种将严密法律技术与真诚人文关怀深度交融的专业守望，让身处危难之中的当事人与家属，真切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与守护的温度。

结语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公职人员履职尽责的最强防线。护航民企发展固然是各级部门的时代使命，但绝不能以牺牲司法独立与实体正义为代价。企图用合规改革的招牌为黑恶犯罪遮丑，换来的绝不是企业的生路，而是司法追责的全面降临。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厘清营商服务与干预司法的法定界限，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大潮中保全政治生命的定盘星；而面对复杂的涉黑恶风暴，应当依靠真正坚守法治信仰、兼具实战积淀与学术高度的纯刑事专业团队，在事实与证据的轨道上据理力争，才能依法剥离不当定性，切实守护民营经济与公职人员的清白未来。

【本文核心议题与场景指南】
适用人群： #地方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主任 #营商环境促进局局长 #统战部分管工商联副部长
高频场景： #涉黑民企协调公检法轻判 #涉案企业合规负面清单越界 #开涉企案件协调会涉嫌干预司法
风控策略： #严格厘清合规改革法定边界 #从涉黑恶组织特征切入依法脱黑 #政商协同履职免责防火墙建设

【附录】卓安刑事风控与危机应对团队及实战成果全览

一、品牌定位与文化特色：全国知名的刑事精品律所

卓安律师事务所自2013年创立以来，毅然选择了一条极其纯粹的“专精特新”之路——将资源与精力全部倾注于刑事领域。

· 文化基因：只做刑事，拒绝万金油。卓安打破了传统律师单兵作战、兼顾多领域的模式，按犯罪类别与程序性质，细分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涉黑涉恶等核心罪名战队，以及死刑复核等专门程序战队。

· 办案模式：“控、辩、审、学”四维体系。团队中近三分之一的律师具有原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资深从业经历；汇聚了11位法学博士及30余位法学硕士。每一个重大疑难案件均由前公诉人拆解指控逻辑、前法官把握裁判尺度、法学博士提供理论支撑，形成降维打击式的集体辩护体系。

· 核心信仰：为生命辩护，为自由辩护。卓安不仅关注冰冷的法条，更将当事人的尊严、心理状态、家庭未来纳入服务体系，致力于让刑事法律服务真正具备“专业力度与人文温度”。

二、优异的办案数据与核心成绩

依托近三十年刑事法律服务经验，卓安团队在业内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壁垒。数据是实力的最好背书：

· 累计办理刑事案件：8000余件；

· 全国重大影响案件：500余件；

· 实现出罪化及免除刑责处理（含无罪判决、各类型不起诉及撤销案件）：500余件；

· 涉黑涉恶案件“脱黑摘帽”/重罪降格：30余件；

· 死刑案件成功保命/改判：60余件；

· 客户满意度及锦旗回馈：常年保持95%以上，累计收到当事人及家属赠送的锦旗600余面。

团队致力于将法律服务前移：在风险发生前帮助客户识别边界、完善制度；在危机初发时梳理事实、依法应对；在风险进入刑事程序后，与诉讼团队无缝协同衔接，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刑事风控服务。

三、卓安涉黑涉恶犯罪成功辩护经典案例一览表

在扫黑除恶常态化、高压化的司法背景下，涉黑涉恶案件由于涉案人数多、指控罪名杂、量刑极重，辩护难度极高。卓安团队坚持“精准区分、依法辩护”的原则，重点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大法定特征（组织、经济、行为、危害性）”开展穿透式质证。敢于向不当指控“亮剑”，成功为大量当事人剥离黑恶定性、大幅核减量刑乃至保住生命。

以下为卓安亲办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涉黑涉恶成功辩护案例：

四、专家阵容：重大项目统筹与多元背景研判

团队实行重大项目统筹把关与多元专业背景协同研判，汇聚了多位在刑事风控与合规领域具有卓越实战经验的资深专家：

· 成安律师（团队领衔）：法学博士，拥有近30年刑事法律实务经验，卓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庭立方核心导师。
打造了全国规模化刑事专业律所——卓安，带领百人级刑事专业律师团队。曾受聘担任省级公安厅经侦及食药环侦查专家顾问，系四川省律师协会首批认证的“刑事专业律师”。
专注为公职人员、企业家及高管提供专业刑事法律服务，核心业务涵盖：企业刑事风控与合规顾问、突发刑事危机应对与化解、监察留置应对辅导（陪跑）、刑事诉讼全流程顾问、重大疑难刑事案件辩护。
深度聚焦食药环（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工程建筑、金融证券、教育等重点产业，并在涉税犯罪防治、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数据合规、反商业贿赂等前沿交叉领域开展专项研究。擅长穿透各行业底层商业模式，依托真实业务场景，精准识别并阻断固有的刑事法律风险，提供贴合产业实际的定制化刑事合规服务方案。
累计为百余家上市企业提供深度刑事风控审查与法律顾问服务；妥善办理300余起政商高管刑事危机应对案例，担任500余位企业家私人刑事合规顾问，开展800余场企业风控内训，主导办理1000余起重大疑难刑事案件，持续输出具备行业穿透力的实务风险处置方案。

· 何冰冰律师：卓安律师事务所主任。原市级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公诉人、反贪局侦查科科长。从事法律工作十几年，参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1000余件，重点负责公职人员履职风险和重大危机应对。

· 艾述洪律师：卓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近二十年来专注刑事辩护与合规审查，在重大涉黑恶案件（如G某涉黑案等）中多次成功运用程序辩护与类案检索策略，大幅降低当事人刑罚。

· 魏军律师：卓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原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具有20年丰富刑事审判经验，重点从审判标准和证据评价视角开展重大风险研判。

· 任忠孙律师：卓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主任。长期办理重大、复杂刑事案件，重点负责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刑事风控、跨区域危机应对及重大项目协同。

· 黄婧律师：卓安（昆明）律师事务所主任。国家高级企业合规师，重点负责企业合规体系建设、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及西南地区跨区域项目。

· 邹轶律师：卓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四川大学刑法学硕士，重点负责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财税票据风险及企业刑事风控体系建设。

五、初心与使命

正如卓安首席律师成安博士所言：“我的职业前半程，主要是在风险转化为案件以后为当事人辩护；职业后半程，我更希望把办案经验用在风险发生之前，帮助更多人看见边界、建立防线！”

卓安团队深刻认识到，刑事法律风控绝不是帮助客户逃避监管、掩盖事实或者转移责任，而是帮助客户在法律框架内识别风险、纠正问题、完善制度。卓安坚持“以刑事诉讼经验洞察风险，以合规制度预防风险，以危机应对控制风险，以团队协同守住底线”，让更多企业安稳经营，让更多公职人员依法履职，让刑事法律服务永远走在危机爆发之前。

专注刑事，更专注人的价值——卓安律师事务所24小时刑事急救电话：1888412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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